、野菜等，真是精打细算，节省每一个铜板来改善部队生活。他了解到我家中有老有小，生活困难，便从自己多年积蓄的四五块钱中，拿出三块钱给我，要我捎回家去。我同家里已经几个月没有通信联系了，不了解家里的情况，便托一个老乡帮我捎回家去。当时分伙食尾子每人每月大约只有五分七厘钱，最多也仅一角钱左右，这三块钱要靠我自己省吃俭用积蓄得很长时间才够，而邓萍却这样慷慨无私地支援了我，这种阶级友爱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邓萍同志是我到红军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良师益友，他当时才二十一岁，以后担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参谋长也只有二十几岁，真是个少年英豪，难得的好将才。可惜在长征途中，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我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遵义城时，他亲临遵义城下指挥攻城，英勇牺牲，年仅二十七岁。这是我党我军一个重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一位好首长、好老师。他的光辉形象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直属队和第一、三、四纵队由泰和马家洲一带转移到距永新县城仅十五公里的安福县洲湖地区整训，进行攻打安福城的战斗演练，并准备攻下安福后向北发展，夺取袁水流域诸城。一天深夜，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等人匆匆赶到红五军军部驻地，向彭德怀、腾代远控告驻在永新县城的纵队司令袁文才、副司令王佐所谓“受编不受调”、“反对宁冈分田”、“破坏苏维埃政府、拢害永新赤色政权”、“要叛变”等等“罪状”，要求红五军立即解决袁、王问题。当时情况紧急，彭德怀急忙召开红五军军委临时会议，决定派第四纵队党代表张纯清率部分队伍进抵永新，再与袁文才、王佐谈判。二月二十四日拂晓，当第四纵队到达永新县城，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时，特委书记朱昌偕突然闯入袁文才的驻地，当场将袁文才打死；王佐慌忙逃出东门，在涉水时淹死在关东潭，造成了严重的“袁文才、王佐事件”。当时，我们还在小河地区训练不了解实情。三月初，随营学校奉命从小河地区转移到永新县城与军部汇合，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我们抵达永新县城后，才闻知发生“袁文才、王佐事件”，但众说纷坛，我们不在现场，也弄不明白真相。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湘赣边界特委朱昌偕、陈正人等人以猜疑作为事实，编造情况，谎报军情引起的。这个错误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令人十分痛心。

    三月初，我奉命调军部特务大队任副政治委员。特务大队直属军部领导和指挥，下属四个中队，其中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旱机枪（即轻机枪）中队，每个中队下属三个分队，一个分队十至十二人，全大队二百三十人左右。特务大队的主要任务是随军部行动，保卫军部并根据战斗需要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当时整个部队的武器装备都比较差，而特务大队有个轻机枪中队火力较强，战斗中经常担负消灭敌人重要火力点、掩护部队攻击的任务；其余三个步兵中队，除固定一个中队警卫军部外，两个中队担任机动作战以及最后打扫战场、缴获敌人武器装备和捕捉俘虏等任务，所以每次战斗都有不少缴获。

    特务大队大队长谢嵩是湖南邵东县人，平江起义中士兵委员会的骨干。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当过学徒，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性格刚强豪放，英勇善战，指挥果断，且善于接近群众，深受士兵的爱戴。我调到特务大队不久，即与他率部参加了第二次攻打安福的战斗。

    安福位于沪水之滨，城虽不大，但砖砌的城墙高且坚固；城北侧的沪水，溪深流急，一下雨就不能徒涉，易守难攻。当时我们部队没有火炮，仅有几挺轻机枪要封锁住敌人的火力点确很困难，攻城全靠勇敢，利用黑夜攀登城墙，用肉搏与敌人争夺城头、展开巷战占领城区，所以攻城任务特别艰巨。第一次攻打安福城是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