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九年七月中旬，当时湘赣边界特委召集联席会议，特委书记邓乾元提出，红五军应根据中央“向外发展”的方针，夺取安福，还说城内只有敌人一个营，兵力薄弱，夺城绝对有把握，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力陈攻城的上述困难，并说明守敌决不止一个营，而且我攻城时，敌人肯定会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援，使我军陷于被动。但邓乾元不听彭德怀的意见，强行表决通过要求红五军攻取安福的决定，彭德怀只好服从多数的意见，率三个纵队向安福进发，在距城十五公里处与敌人一个营遭遇，双方一接触，敌人即诈败向安福撤退，我军追至安福城边，发现守敌有一个团以上的兵力正严阵以待，知道中计，立即撤退，果然途中遇到永新、莲花、吉安三路敌人的伏击、包围，幸好第九大队大队长黄云桥率部勇猛冲人敌阵，我后续部队趁势一齐猛攻，将敌阵打开一个缺口，杀出一条血路，才冲出重围，退回永新根据地。这一仗红五军伤亡三百余人，纵队长贺国中、军参谋长刘志治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纵队长李灿负了伤；十一个大队长，也有九个负了伤，损失惨重。我们第二次攻打安福是在一九三零年三月十日，这时敌我态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联军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正在抽调兵力对付冯阎联军，湘赣兵力减少，据侦察员报告，安福城内仅有敌人一个营和靖卫团约六七百人；同时，永新、莲花已相继解放，吉安守敌兵力也减少，轻易不敢增援，安福已成为孤城。而我红五军接受第一次打安福的教训，经过一个多月的攻城训练和战前准备，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部队要求为贺国中、刘志治报仇心切，士气十分高昂。所以，战斗发起后，四纵队八大队在我们特务大队火力掩护下，一鼓作气率先爬上城头，后续部队高呼“为贺国中、刘志治烈士报仇”的口号，勇猛地攻入城内，抓到了安福县伪县长，全歼守敌和从永新、莲花、安福各地逃来的地主武装六七百人，解放了安福城。接着，乘胜挥师北上，攻克了新余、分宜县城，直逼袁州（今宜春）城下。

    袁州是袁水流域的府城，不仅城大，城墙更坚固。我们要攻城，除了武器装备差，没有火炮等攻坚武器，火力掩护薄弱等困难外，袁州城四周有护城河，又给架设云梯增加许多困难；加之当时对守敌兵力不很了解，取得攻城的胜利还把握不大。为了弄清情况，彭德怀亲自带着各纵队领导干部到四城门外察勘地形，向老百姓作详细调查，初步弄清城内守敌中国民党正规军很少，大多是各县逃到袁州的靖卫团和警备队等地主武装。彭德怀这时才心中有数，拟定了作战方案，召集大队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具体部署。

    彭德怀不仅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而且有丰富的天时、地利、人情等方面的知识。他平时对周围事物的观察非常细致，考虑问题也很周到。当时正是农历二月下旬，下半夜后下弦月才升上来，所以，他就部署半夜趁月黑爬城墙，当月亮露出东山头时就爬上了城头，借着依稀的月光与敌人拼搏、巷战，天亮时全歼守敌。果然，三月二十三日战斗发起后，部队按照彭老总的部署互相配合，在月亮初升时，突击队已在我特务大队火力掩护下攻占了城头，打开了城门，后续部队一涌而上，进展很快，全歼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和靖卫团、警备队等反动武装，俘敌一千多人，其中国民党第十八师刚从湖南征集的一营新兵全部被俘，经过教育，大部分参加了红军。

    袁州和安福、新余、分宜位于罗霄山脉北麓，我红五军在半个月内连克四城，使湘赣边区的革命群众大受鼓舞，这对深入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队伍都起了很大作用。这时，湘赣边界已有永新、莲花、宁冈、泰和、遂川和安福、新余、分宜、袁州等九个县，还有茶陵、酃县、万安等各半个县的革命根据地，这一大片地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