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返驰骋，回旋的余地大了，大家的心情更加舒畅。连克四城，对部队锻炼很大，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过去我们打的都是偷袭、奔袭的游击战争，现在是一千多人一起打仗，打的又是攻坚战，战场上热火朝天，士气特别高涨，政治鼓动工作也非常活跃，积累了一些战场鼓动工作的经验。同时，我们通过总结第一次和第二次攻打安福的经验教训，比较深刻地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道理。连克四城，在全军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军委的前委把红五军作为一支能攻城、善攻坚的部队，有攻坚任务大多交予红五军。记得一九三二年初攻打赣州前后，有一次前委决定打江西宁都的赖村一个土围子，这个土围子虽然不大，但龟缩在土围子里的上豪劣绅及其反动武装十分顽固，土围子四周又都是水稻田，很不好接近，兄弟部队打了三次都没有打下，伤亡很大。后来调我们红七团去打，军团首长又调一门山炮支援我们，这是我们团第一次使用山炮，结果山炮轰了两炮，打开个缺口，我们团一鼓作气就冲了进去，拿下这个土围子。当然，这是后话；不过从连克四城开始，我们红五军逐渐积累了攻坚经验，有了攻坚的信心和决心，一般小城镇的攻坚战就打得比较顺利了。

    红五军攻占袁州城后，在城内休整十大，庆祝胜利，总结经验，准备再战。这时候的宣传工作特别活跃，各大队都挑选了两三名学生出身、会写字的宣传员，到大街小巷去写大标语，这样，三个纵队就出动了二三十名宣传员，写遍城区的各条街巷。他们没有钱买纸，都买石灰或到老百姓家刮一两桶锅灰调上水，用棕刷或扫帚在墙上、柱子上写“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万岁”和红军宗旨、纪律等大标语，有的宣传员还去挖些红土或到中药铺买一点“土红”（即加工过的红土）作颜料，画上几幅“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的漫画。军部也利用袁州城有石印局（即印刷厂）的条件，印刷了一批布告和宣传品，让宣传员带出去张贴。这些布告、标语使袁州城面目一新，增添了几分喜气。有一天上午，我到军部汇报工作，走到街上看到满街的标语心里挺高兴，想起这些宣传员大多是士兵委员会的活动分子，士兵委员会在开展宣传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汇报工作后，就顺便到军的士兵委员会找当士兵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湖南老乡张平凯聊一聊。老乡见面，分外亲热。攀谈中，很自然地谈到士兵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上来。当时红军中的党组织和党员还是秘密的，而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性组织，其中的领导骨干大多是党员，所以，党组织的一些宣传、教育工作，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民主的活动，大多通过士兵委员会出面组织实施，因而上兵委员会在群众中就有较高的威信。我到特务大队后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很重视，抓的比较紧，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也有些体会。我说：“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党支部有了好的助手，工作比较容易开展；士兵有了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就感到自己是连队的主人，官兵平等，有话敢说，有意见敢提，民主空气很浓。特别是经济公开，每个月还可以分一点伙食尾子，利益与人人有关，这样，士兵的主人翁思想和积极性都能充分调动起来，平时完成任务好，打仗时士气高昂，人人奋勇争先，多杀敌人多缴枪，又有奖赏又光荣。尤其是刚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士兵，对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感触更大，认为这是红军区别于白军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张平凯问我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很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现在连队士兵委员会有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如，军官在行政管理上严格一些，操课的时间长一些，有的士兵委员会就提意见；个别连队甚至有士兵委员会举手通过决定打连长、排长屁股的事，这样下去会使连队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