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出来开门。我对他说：“老表，我是红军的伤员，中午被白军冲散，抬担架的民工也找不到了，麻烦你带我去找县苏维埃政府好吗？”

    老汉手持一盏小油灯上下打量我一番，看清我确实是红军的伤员，才细声地对我说：“县苏维埃撤到城外去了，离城还有十来里。”

    我愣住了。还有十来里地怎么办？我试探地问老汉：“老伯，我这里人生地不熟，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带个路？”

    老汉沉思片刻，便爽快地答应：“好，你稍等一会，我带你去。”老汉回屋里向家里人交代几句，马上转身出门，掩上大门，就领着我向北门走。路上，他见我行走艰难，看出我的伤势比较重，便主动地搀扶着我。这时雨也停了，我们两人出了北门，走了十多里地，来到一座山下，老汉停住脚步说：“你沿这条路走上山不远就是县苏维埃的地方，我不再送了。”

    我感激地握住老汉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放在老汉的手心说：“老大伯，谢谢你救了我。我身上还有一块钱，送你喝杯酒。”老汉把银元又塞回我的手心，动情地说：“同志，为红军带路是我应该做的，这块钱你留下养伤用。”

    老汉一再推让，在我再三说服下，才收下这块银元，摸黑回莲花城去了。莲花县苏维埃政府把我暂时安顿在县的临时医院里，这里名谓“临时医院”，实际上没有一名正式医生，只是一些群众组织起来临时看护伤员的地方，群众看到我的伤口经过沾碘酒的棉花、纱布一次次“消毒”，烧得肌肉发白，象小孩子咀似地向外翻着，不断渗出血水，很是心疼，第二天清早马上四处去采草药来给我敷上。经过两三天的治疗，总算止了血，县政府又派了担架把我连同近几天收容的几十个伤员一起，组成了一个担架队，向水新县澧田南面山区里的后方医院转移。在转移途中，一百多里的崎岖山路全靠江西老乡抬着我跋山涉水，给我洗伤口、敷药，照料我吃饭、喝水、大小便，才使我能安全到达红军后方医院养伤，把生命保全下来。江西老根据地革命群众的恩情，我终生难忘。

    我养伤期间，一九三零年六月十日前后，红五军在湖北大冶、阳新边界的刘仁八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由从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红军代表会议归来的滕代远、何长工分别传达两个会议的精神。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提出红军的总任务是“配合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暴动，争取革命暴动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直到全国政权的夺取”，要求红军“要集中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为完成上述任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和第三军团党的前委，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红三军团下辖第五、第八两个军，红五军由原红五军第一、二、三、四纵队改编为两个师四个团，三军团司令部兼红五军司令部；红八军由原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两个师四个团；到了八月间，原红五军第一纵队又与湘鄂赣边境独立师及平江、岳阳、修水、铜鼓等县赤卫队编为红十六军，也属红三军团建制。其实当时红五军仅八千人，与三团建制的一个师人数差不多，这种所谓“扩编”，只是虚张声势，搞空架子，浪费干部而已，并不能真正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军委扩大会议后，七月三日，彭德怀即率红三军团主力乘岳州敌军调往防守武昌，岳州城内守敌空虚之隙，攻占岳州，歼敌约二个营，缴获大批弹药、粮食和军用物资，其中有75野炮四门，山炮十二门，自此，红三军团便有了炮兵。

    七月十五日，红三军团回师平江进行休整，准备进攻长沙。二十二日，湖南军阀何键调动三个旅的兵力，分为三个梯队，摆成一列长蛇阵直犯平江，企图一举消灭红三军团，保住长沙。彭德怀闻讯即率部在离平江城三十里的瓮江镇设伏，因敌人未敢贸然前进，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