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红三军团即向敌人发起反击，于金井地区击溃来敌，并乘胜推进，于二十七日攻占长沙，俘敌四千余名，缴获山炮二门、迫击炮二十门，枪三千余支，弹药、物资甚多，取得了我军八千人打败三万余优势敌军的辉煌战果。攻占长沙的胜利是彭德怀利用敌军进攻部署上“长蛇阵”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乘胜攻城而取得的胜利。这个胜利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也挽救不了立三路线的失败。

    八月六日，敌人以五六个师的兵力对长沙进行反扑，因敌众我寡，红三军团主动撤出长沙到平江、长寿街休整。红三军团占领长沙十一天，筹款四十万银洋，解决了全军的被服、医药等困难，全军官兵都脱下破旧军装，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大盖帽；破旧的武器、装备也全部更新，并把多余的武器武装了地方部队，部队面目焕然一新，军容更加严整，军威更壮。在此期间，红三军团还将没收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的许多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放出了几千名政治犯，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人心大快，群众热烈拥护红军，许多工人、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踊跃参军，俘虏兵经教育后也有一部分参加红军，共扩大红军七八千人，红军声威大振。七月下旬，我在医院听到一个个胜利捷报，真是欢欣鼓舞，伤才初愈，就积极要求返回部队参加战斗。当时，立三路线的错误领导者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求组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从中央到各省、边区都将党委和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所以，我要求归队时因部队还在长沙，组织上就要我先到江西省委西路行动委员会去暂任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参加西路行委组织的攻打吉安的行动。

    江西省委自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三零年八月下旬，先后对吉安城发动过八次进攻，每次进攻都动员地方武装和群众几万人至十余万人参加。但吉安位于赣江、潇水之滨，三面绕水，有赣江、潇水作为天然屏障，而且吉安是赣江流域一个中心城市，城墙既高又坚，守敌兵力充足，总是愈攻不下。一九三零年一月，毛泽东率红四军越过武夷山从福建进入江西境内，二月到达广昌，也曾决定要攻打吉安，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了计划，仅留下《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词“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豪句。这次动员攻打吉安，可能是第七次或第八次的行动。我七月底到永新县城的西路行委报到后，行委的领导同志告诉我，所谓干部大队大多是刚出医院尚未归队的伤病员组成的，大约有一百多人，此时大部分已分散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发动工作。他们要我国在行动指挥部兼任秘书长，负责了解各县动员情况和起草文书、电报等工作。

    这次攻打吉安的行动，红军主力部队很少，只有红五军第三纵队三四百人作为骨干，其余的都是农民赤卫队，号称二十万大军，实际上只有十几万人。发动总攻这一天清早，十几万农民赤卫队从永新、莲花、安福、泰和等各县革命根据地，打着大大小小无数红旗，个个扛着梭镖、大刀、鸟枪或担架，浩浩荡荡向吉安城进攻，但都被阻于潇水和赣江岸边。敌人在对岸固守，用火力封锁着江面，使十万大军无法渡江。三纵队虽然也在岸边向对岸敌人打了一阵，但火力毕竟太弱，根本无法压住敌人的火力，掩护大军过江。十几万赤卫队员只能在岸边呼口号，摇旗呐喊示威，毫无用武之地。就这样搞了一天，到了傍晚，便各自散去，我也和指挥部一起返回了永新。

    这次也可谓“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行动，表面看来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实际上如同儿戏。因为没有坚强的红军主力作为骨干，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武装，光靠摇旗呐喊是不能取胜的。这次行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感到群众革命热情的可贵可佩，也感到立三路线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幼稚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