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六月五日的军事训令，作出了《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应迅速地求得赣江流域的连续胜利，以夺取赣州、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城市为目的”；并要求闽西苏区“应以主力向闽北发展，造成广大的苏区，与赣东北苏区打通，成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东方一翼”。由于决议通过后不久，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开始，红军主力未能入闽去争取江西“东方一翼”的胜利，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才组成“东方军”入闽。

    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同，毛泽东同志根据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的新形势，积极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通过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的卖国阴谋，以推动全国抗计高潮的发展，同时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仅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反而错误地给他加上“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游击主义”、“右倾保守主义”等大帽子，不断排挤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他们借口政府工作的需要，让毛泽东同志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撤销他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下旬，在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苏维埃主席的同时，免除了他的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只安排他为中革军委十五名委员中的第十二名委员；一九三二年十月，又免去毛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在白区难以立足，被迫撤到了中央苏区。五月十二日，中革军委加委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并以军委主席朱德同志率第一方面军在前方指挥作战为由，委任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达八个月之久，指挥全国红军，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更直接地在苏区和红军中得以推行。

    “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尽管每次胜利都是在周恩来、朱德同志坚决抵制中央的“左”倾错误指挥的情况下取得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但他们却盲目地鼓吹这次胜利是执行他们的“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的结果，从而更助长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左”倾冒险主义在红军中泛滥成灾。王明、博古和项英等人本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特别是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又丝毫不吸收粉碎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的丰富经验，更不重视战场指挥者的实际经验，不调查研究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具体情况，盲目地主观地提出许多“左”的口号，确定了许多不能实现的紧急任务：什么“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打正规战”，“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等等，生硬照搬苏联的一套经验。博古等人还竭力依靠、抬高其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三二年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曾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与王明关系较好。后被苏联情报机关派到中国东北做情报工作，因他在东北呆不住，转到上海，被项英聘为军事顾问），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十月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之后，博古、项英更是放手让他掌握红军的实际指挥权，使他成为包揽军委一切工作的“太上总司令”，从而实际上剥夺了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军事指挥权。

    他们提出的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就是把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两个主力部队分开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本来从一九三零年八月组建红一方面军之后，一、三军团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指挥下，从来没有分开过。两军团并肩作战，互相配合，拧成一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