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举世闻名。许多亲历这段艰苦岁月的老同志已有很多回忆文章，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赘述，仅记下几件留给我印象较深的事情。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傍晚，我和营长彭绍辉奉命率红三军团教导营从江西干都出发，随军团部一起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当时我的脚伤还未完全康复，又患了疟疾，身体很虚弱；临出发这一天，偏偏疟疾又发作，发高烧到三十九度多，昏昏沉沉地半睡半醒，无法行动。彭绍辉营长非常焦急，生怕上级知道我发病把我留下，悄悄地找来一付担架，派了五六个战士轮流抬着我行进。就这样我带着病告别转战多年的中央苏区，踏上了艰难的征途。

    第二天上午，我退了烧，虽然身体仍很虚弱，但还能支撑着行动。说也奇怪，此后行军、战斗日益紧张、艰苦，一直到长征结束，我却再没有发过疟疾，也没有再坐过担架。我真感谢彭绍辉把我带出了苏区，没有把我撂下。彭绍辉有时也对我开玩笑地说：“老李，你命大，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你，把疟疾虫也赶跑了。”

    下午，军团供给部给每个人发了一套新棉衣，还补充了一批子弹和手榴弹。干部和学员都兴奋地议论着：“又要打大仗了。”因为南方的十月还是金秋季节，天气并不寒冷，这么早就发下棉衣，还补充弹药，所以大家凭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判断，估计这次转移可能又是要“诱敌深入”或“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灭它，个个情绪很高，作好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可是，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对这次战略转移心中无数，没有全局的安排，即匆促决定转移，至于转移到哪里，怎样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都拿不出预定的可行方案。而且，他们借口“严格保密”，使各级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至广大战士、群众，都不明战略意图，只是在“实行战略转移”、“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这些动听的口号下，胡乱地猜测，盲目地行动。大家只懂得夜行晓宿，走到哪里算哪里，一级听从一级的指挥而已，发挥不了积极性和主动性。

    长征前，我们三军团没有设后勤部，只役供给部和卫生部；长征时，临时将供给部、卫生部、医院和教导营、山炮营编成后勤部队，任命唐延杰为司令员，负责组织指挥；由我们教导营担任后卫掩护任务。供给部负责整个军团的粮秣油盐、被服装备的供应保障和财务收支，挑夫担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装有银元、钞票的担子。卫生部、医院装有药品和医疗用品的挑夫担子也很多，还有抬着重伤病员的担架队，人数也不少。这支后勤队伍本来负担就不轻，加之当时错误的中央领导者搞“大搬家式”的转移，什么东西都要求带着，连打沙县时缴获那个兵工厂修枪、造子弹的笨重机器也都要卸下来抬着走，更增加了后勤部队的负担。还有，军团山炮营的几门山炮本来炮弹不多，用处并不大，这种又笨又重的大家伙，没有骡马挽拽，全靠人力抬扛，更是累煞了人，但上级命令全部带走，想丢也不敢丢，只好勉强抬着走。

    更烦人的是中央机关组成的中央纵队比我们军团的辎重更多，什么文件箱、印刷机、制币机坛坛罐罐许多东西都带着，行动比我们更缓慢，有时挡住了去路，有时相遇又要给他们让路，就这样走走停停，一天只能走几十里，甚至只走一二十里，行动非常困难。尤其是进入冬季，天寒地冻，雨雪又多，我们到了广西、贵州山区，到处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部队连续行军、作战，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体力不支，行动就更为艰难。记得我们进入广西苗族地区的一天晚上，部队翻越一座大山，走在我们前面的山炮营下山刚到半山腰，太累了，走不动，他们怕后续部队超过他们，把他们甩掉，就把山炮的炮身、炮架横七竖八地堵在山道上，互相依偎在炮旁睡觉了。这一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