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零一师四个旅由黄河西岸调往黄河东岸之际，夺取西岸的吴堡、葭（佳）县、神木、府谷地区，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

    蒋介石得知我抗日先锋军已东渡黄河，三月上旬，急令陈诚率九个师增援阎锡山阻止我军东进，开赴抗日前线。我抗日先锋军为了扩大战果，决心在蒋介石军队入晋之前，向南向北发展胜利。三月十六日，我军自兑九峪沿汾河、同蒲铁路南下；三月十九日，右路军到达霍县，左路军也进抵灵石附近掩护右路军作战。此时，阎锡山已集中了十二个旅的兵力在中阳、石楼、隰县、孝义地区企图寻找我军主力作战，毛泽东、彭德怀即利用此时晋东南敌军减弱的时机，留下中路军在这一地区与阎锡山十二个旅周旋，箝制敌军主力；而左路军于三月十八日从灵石北进，经文水、交城、晋祠，威逼太原；我们右路军则继续南下，占领曲沃、襄陵、洪洞、赵城、临汾、霍城等六个县的广大农村，破坏敌铁路一百余公里，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

    当时，由于我军刚刚结束长征不久，部队指战员的体力尚未很好恢复，武器装备也大大不如阎锡山的部队。所以，彭德怀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反复强调，红军指战员大多是经过长征锻炼的骨干，为了保存红军的实力，在战斗中主要应采取袭击的手段，一般不采取攻坚战，以减少伤亡，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我们红四师自霍县南下后，首先攻打赵城。那天晚上，我们十一团担任主攻任务，但赵城这座县城很小很小，配合我们攻城的炮兵营瞄准要打东门，结果稍一误差，炮弹飞到西门去了，闹了个笑话。由于赵城县很小，城墙又坚固，敌人集中兵力固守，我们打了一个晚上没能打开，黎明时分就撤走了。接着，我们团又配合十团攻打洪洞县城，仍未奏效，就转移到洪洞县城附近的曲亭镇，在这一带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我们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中首先遇到一个所谓“主张公道团”（简称“公道团”）的反动组织问题。原来，我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陕北红色根据地逐渐扩大，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日益增强，这样，与陕北仅一水之隔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便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想出许多“防共反共”的办法，有什么“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和“民众防共”等等，花样颇多。他一手组织的“主张公道团”即是所谓“民众防共”的一大“杰作”。

    阎锡山专为“防共反共”而组织的这个“公道团”是以地主、富农为核心的有一定社会基础的群众性组织，是阎锡山“自强救国同志会”反动骨干组织操纵下的外围组织之一。他们在太原成立“公道团”总团部，阎锡山自任总团长，并在各县、区、村成立各级团部，由太原总团部派出经过专门训练的骨干到各县、区“公道团”担任团长、副团长，并由各县“公道团”选拔训练村团长，层层控制，组织十分严密。

    “公道团”又称“好人团”。阎锡山把这个反动组织冠以“主张公道”的名字，欺骗群众说：“共产党有共产主义，我们也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共产党有组织，我们也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体’。这是我们组织的宗旨。”他还欺骗群众说：“共产主义不公道”，诬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是“坏人”。他说：“今天我教你们组织‘主张公道团’，就是教你们拿出力气制裁坏人，消除社会不平，建立社会公道，消灭共祸。”一语道破了他组织“公道团”的反共目的。

    阎锡山为了欺骗群众，曾亲自编了六首“防共歌”，普遍印发各村，强迫“公道团”团员及群众学唱，在限期内不会唱者便当众辱骂、罚跪、顶砖头，因而不少人哭泣逃避，不愿学唱。他编造的“防共歌”胡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土地革命是“先甜后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