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陆续有人投奔陕北；“七七事变”之后，更是大批拥进延安，进入抗大。东北大学电机系学生李东野等十几个同学，同数以万计的东北流亡学生一样，从东北流亡到关内，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和抗日宣传工作，用耳闻目睹的事实，揭露日寇的血腥罪行，唤起民众的爱国热忱。北平沦陷后，他们再次流亡到济南、南京。其中有些学生，一九三七年冬在中共东北特委和东北救亡总会的教育帮助下，到山东和冀中参加游击战争，李东野等一批同学则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投奔延安，在抗大第三期学习。老家在黑龙江边的女学生白竟凡，“九一人事变”后，为了不当亡国奴，年仅十五岁就独自随着逃难的人流到了北平，投考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北平沦陷之后，她跟着学校辗转逃亡到国民党的大后方，积极参加学校抗日宣传工作。但那里是“卖国有功，抗日有罪”的世界，她终于被学校当局开除了。在这最困难的时刻，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收容了她，留她在分会工作。一九三九年七月，东北救亡总会领导人高崇民把她带回西安工作。不久，又介绍她到延安，开始在女子大学，尔后进抗大东北干部训练队学习。

    北平、天津是我们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也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从一九三六年春开始，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地下党员、学生抗日救国会主席彭友今、委员郭奇等一些平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就陆续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当时还留在学校的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生抗日救国会委员兼纠察总队长牛克伦和他的同学刘唯宁以及国立师范大学学生宫克非、郝仁初等许多积极分子，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战斗锻炼，政治上也逐渐成熟，在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占北平，他们流亡天津后又与天津的流亡学生一起，辗转到了烟台、济南、郑州、开封等地，组织平津流亡学生会，接待、组织流亡同学，分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十二月初，他们也分批经过西安，到了抗大。牛克伦一到抗大第三期九队学习，当天便被选为“救亡室”（即俱乐部）主任，不到一个月，就被吸收入党，继续发挥骨干作用。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有许多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封建地主家庭的知识青年，也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来到抗大。这里，我只讲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九三九年春的一天，袁世凯的亲外孙、清朝两广总督张人骏的孙子张象耆放学回家，恰遇日军一个大官进北平城，沿途日、伪军警戒备森严，耀武扬威，把十六岁的张象耆堵在东四牌楼大街上，回不了家。张象耆年少气盛，发了几句牢骚，被一个日本兵听到了，啪、啪两记耳光就落在张象耆的腮帮上，打得他眼冒金星，腮帮火辣辣地疼。他回到家去，蒙着被子大哭，屈辱、愤懑、恼怒使他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日本兵的两记耳光打醒了这位埋头读书的“小少爷”，使他亲身尝到当“亡国奴”的奇耻大辱。从此，他在“民先队”和进步同学的教育帮助下，很快地觉醒。后来，他上了辅仁大学，参加了“民先队”，积极投入抗日斗争。一九四二年八月，他与封建官僚家庭决裂，化名艾地（谐音：意即热爱自己祖国的土地），逃离北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晋察冀抗大第二分校，入了党，从“小少爷”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四十多年来，他经受了种种考验，一直坚持革命，从事党的教育事业，成为中央党校的哲学副教授。

    继平、津沦陷之后，上海、南京、武汉等许多大、中城市又相继沦亡。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流浪他乡，无家可归；即使随着国民党政府流亡大后方想为抗日尽点“匹夫之责”，也是处处受到限制，不得自由。所以，许多革命青年在到处碰壁之后，终于投奔了抗大。天津南开大学鲁子敬、邢方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