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刚、陈健等青年学生，随学校流亡到重庆，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就联名写信给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亲笔给这些仿惶的年轻人回了信，热情地鼓励他们继续发扬抗日救国精神，并向他们建议：毕业之后，继续升学也好，到前线去也好，只要坚持抗日，到处都可以发挥青年的作用。他们收到周恩来同志热情关怀的回信，受到很大鼓舞。鲁子敬、丁志刚、陈健等同学，通过地下党的联系，介绍到延安，进入抗大。一九三八年二月，成都电报局的助理会计员石于、周荣国两名知识青年，写信给朱德总司令，要求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杀敌报国。朱总司令亲笔给他们回信说：“只要你们有决心，能背着行李到八路军总部来，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他们收到回信后，十分高兴，马上准备行装出发。但因当时临汾失守，交通受阻，石于和周荣国便从成都经汉口到西安，然后背着背包步行到延安抗大学习。

    当时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青年要寻找抗日之路也是不容易的，有的要几经周折才找到通向抗大的大门。一九三九年春天，安徽省滩溪县十八岁的知识青年戴著生想投笔从戎，独自跑到国民党一支“游击队”中去当宣传员。开始时，他干得挺带劲，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教唱救亡歌曲。可是，过几天他发现这支所谓国民党“游击队”，不仅不打日本鬼子，还欺压群众。他一气之下，跑回了家。不久，听说新四军游击队是抗日的队伍，他就跑到新兴集找到游击队，参加了工作。一九四零年三月，抗大第四分校在涡阳县北麻冢集成立，组织上便把他送到抗大学习，把他培养成优秀的游击队干部。

    抗战初期，文艺界的革命青年是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一支轻骑兵。他们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许多“战地服务团”、“救国演剧队”。仅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就组织了十几个“救亡演剧队”。他们活跃在抗日前线，起了很大作用。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工作很难开展，他们中间不少人都先后到了延安：有的是整个演剧队的队员一起投奔延安，进入抗大；也有单独奔赴延安进入抗大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时，上海青年学生方明便积极参加难民收容所和“留日同学会救亡演剧队”的活动。上海沦陷前夕，她编入郭沫若组织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十一队，进行抗日宣传。后来，他带着才十一二岁的小妹妹方征辗转到了武汉，因处境艰难，便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随着光未然带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投奔延安，把小妹妹安置在“鲁迅小学”读书，自己进抗大第四期学习。当时，到抗大学习和工作的文化人不少。据我所知，他们中间有电影、话剧演员吕班（参加演出过电影《十字街头》）、田方、孙维世，电影摄影师徐肖冰，作曲家贺绿汀、郑律成，还有芢荪、裴东篱、欧阳山尊、莫耶、史若虚、汪洋、张平、颜一烟以及林寒流（留日学生）、凌霞和严熹、范杏仙两对夫妻等许多文化人。他们的到来，使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大大活跃起来。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日，抗大政治部张际春主任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抗大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奋斗的三周年》的纪念文章，描述当时革命青年热切响往抗大、积极投奔延安的情景。他写道：“他们，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队成群地来住抗大。有的不怕千山万水，不惧艰难困苦，千方百计，冲破一切限制来住抗大。他们的呼声是：‘国难严重，不可终日，救国无术，均欲来抗大以为快’（湘来信）；‘我一定要来抗大学习’（奥来信）；‘不到抗大誓不休’（川来信）；‘无日不思想来抗大’（闽赣间来信）。”

    事实确是如此。如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