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于一九三七年经周恩来同志介绍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同她母亲任锐同队。浙江省上虞县女学生傅涯年仅十八九岁，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携弟弟傅燊、妹妹傅英，辗转千余里来延安抗大第四期学习。这些母女同学、姊弟同学的感人事迹，一时传为佳话。

    在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中，有一部分原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还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青年党员或特工人员。他们激于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义愤，毅然脱离国民党，奔向延安，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西北军）官兵在“西安事变”之前，被蒋介石驱使向红军进攻时，耳闻目睹共产党和红军坚决抗日的行动，早已倾心；“西安事变”后，又目睹蒋介石背信弃义，先后囚禁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千方百计瓦解、吞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种种罪行，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纷纷脱离国民党军队，投奔延安。东北军中有原东北抗日联军的军长李延禄，原东北军第一一二师中将师长张蔚九（原吉林督军张作相之子），有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东北知名进步人士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东北军学兵队学员陈剑飞（陈峰）、杨恬、韩复东等许多同志；西北军中有冯玉祥将军的侄儿冯文华（后任抗大第八分校教育长），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赵寿山将军的儿子赵元杰、儿媳罗兰，一位军长的儿子李伟；此外，还有傅作义将军的弟弟傅作良等同志，也都投奔抗大学习或工作。鉴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投奔延安的官兵不少，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了培养东北干部的建议，于一九三八年春至一九三九年七月，在抗大先后举办了三期东北干部训练队，培养了二百多名东北干部。这批干部为收复东北和最后解放东北贡献了很大的力量。还有不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冲破重重关卡投奔延安，他们报国之心和胆略令人叹服。“七七事变”后，青年学生周湘帆抱着抗日救国的理想，从四川跑到南京，投考国民党中央宪兵学校，在军士队受训。开学不久，日寇向上海进犯，直逼南京，没等南京听到炮声，宪兵学校便闻风而逃，一口气从南京逃到长沙，还准备逃往四川。周湘帆心想，自己刚从四川出来抗日，未放一枪就逃回老家，怎么有脸见乡亲父老？正在愤懑徘徊之际，忽然在长沙街头看到了抗大的“招生简章”，好象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便约好同学李哲，弄了一张空白介绍信，两人穿着宪兵的黄呢子军装，大摇大摆地闯关过卡，经武汉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就这样奔向了光明。国民党中央军校中尉教官黄烈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于广东省立广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受聘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分校当中尉体育教官。一九三八年八月，日寇飞机轰炸广州，军官学校完全瘫痪。事实教育了黄烈，要抗日，唯有投奔八路军。为了北上方便，他穿上国民党军官制服，内衬印有“精诚团结”字样的军校汗背心，藤箱里装着印有蒋介石签章的军校教官“委任状”，以这些“护身符”闯过了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关卡，于九月十三日到了洛川，进抗大第六大队学习。他在往西安途中的火车上，即兴写了一首抒志诗：“青年立志出乡关，革命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粹地，人间到处是青山。”以此表达了自己革命义无反顾的誓愿。

    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队第十队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比较多的一个队，有六名国民党县长，其中国民党延安县长马豫章是个地下党员，其余五个确是国民党的真县长，还有一名国民党团长。他们自愿放弃优裕的官场生活，到抗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表现都不错，毕业后，有的回原地做统战工作，有的留在抗日根据地，那位姓张的团长，后来在抗日前线英勇地牺牲了。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当时抗大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了。

    日寇的铁蹄踏破了华夏金瓯，也踏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