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充实教职员队伍，逐步建立起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丰富的军事、政治理论知识的教学队伍。例如老干部中，徐向前、罗瑞卿、李逸民、冯达飞等同志都是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大部担任过高级指挥员；王智涛同志一九二五年就到苏联军事院校留学和工作，一九三三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可谓军事教育方面的专家；谢翰文、张如心、杨兰史、罗世文、吴亮平等同志也是长期从事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有较深造诣的老教育家。“七七事变”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中，还有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如总校的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张庆率；分校的冯定、薛暮桥、江隆基、张力之等同志，都是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初在理论界、教育界就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这两部分同志是抗大教员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培养下，逐步扩大教学队伍，到一九三八年四月第四期开学时，全校教职员队伍就已发展到一千三百八十六人，比第一期全校总人数还多。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抗大的教员十分关怀，除加强思想教育外，很重视提高教员的政治地位，树立教员的威信，照顾教员的生活。一九三七年，延安的物质生活极端艰苦，除粮食外，每人每天的菜金才三分钱，小米饭、熬白菜是全校同志的共同伙食。为了表示对教员的尊敬，规定给每个教员每月补助两斤大米（后增加到十斤）、一斤鸡蛋和几斤面粉，会抽烟的同志还发给四包“风车牌”纸烟。到了一九三八年，延安的生活略有好转，开始发津贴费，学员每月一元，学校领导干部最高是五元，一般是三元半，只有从外地请来的教员是十元，高出一倍以上。钱虽然不多，但在那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它却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党注重教育事业、尊重知识、关怀知识分子的原则，激励他们更好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抗大实现党的领导的基础。打仗时，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党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就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产生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团结了周围的群众，去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总校第六期女生连连长程克、指导员王修竹刚二十岁出头，副指导员郝治平才十八岁，一九四零年十月反“扫荡”斗争中，一天晚上，她们带领全连一百多人翻越一座大山，突然下起大雨，为甩掉敌人，她们冒雨踩着泥泞的山路往上爬，背包、粮食袋被雨水打湿越来越沉。这几个女干部的体质都较差，每向上爬一步，都要费很大劲，但他们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党支部委员，强烈的责任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她们有的带着几个背包或几条粮袋，有的搀扶着走不动的同志，以顽强的毅力冒雨向顶峰攀登。在她们的带动下，在频繁的反“扫荡”中全连没有掉队的。抗大的党组织就是许许多多象女生连这样的战斗集体，所以，它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带领群众去战胜一切困难，挫败一切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