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对待他们。当时有一个姓齐的特派员，敌人“五一大扫荡”时部队被冲散，他躲回了家，建立军区后，经考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变节行为，但他自己不好意思归队，我们就派人到他家去请他回来，仍当特派员，此后经过历次战斗考验都表现不错，建国后曾任我总部机关的二级部长。

    为了表彰在“五一”反“扫荡”后坚持冀中敌后斗争的干部、战士，以发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我提出建议，经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党委批准，以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的名义颁发了“五一奖章”。奖给坚持敌后斗争的广大干部、战士和民兵、群众。奖章分一、二两等，根据受奖人坚持斗争时间的长短及功绩的大小，按职权范围各级组织负责审议、评定。虽然当时物质条件差，奖章是利用钢板压模制成的，园形奖章中央只有一个战士浮雕头像，但也显得十分威武，庄严；加之各地区、分区都召开了热烈、隆重的授奖大会，宣扬英雄模范事迹，受奖的同志都感到光荣和自豪，更积极地投入了新的斗争。

    归队的人员中，情况各异，有些被捕、离队的同志经历比较复杂，我们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根据中央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一方面严肃认真地弄清情况，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照顾到当时斗争的残酷环境，对于一时消极的同志，不要看作变节或背叛革命，应多团结一些同志，让他们在今后斗争中继续考验、锻炼；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模糊敌我界线，对于证据确凿，确有叛变罪行的，也应严厉惩办。当时有一批干部被俘后被敌人押送到东北或日本当劳工。在东北当劳工的同志中，有的冒着九死一生危险逃离虎口后归队或暂时隐蔽起来，当时归队的同志大多到军区教导团学习，经过审查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仍按原职使用。还有一批是日本投降后从日本回来的（约一百多人），军区决定在抗大二分校冀中总队专门成立一个队，组织他们学习文件，进行教育，提高觉悟，自觉交代被捕后的经历、表现。

    当时无法外调，只有靠自觉交待和周围同志互相证明。事实上，他们被俘后仍秘密成立党支部、党小组，各个人的表现基本能掌握。他们在被俘后，过着非人的生活，吃尽苦头，要是采取一概不信任的态度也是不合适的，所以，在基本掌握情况后，除个别须进一步考察者外，都分配了工作，恢复了党籍或重新入党。如某分区一个姓李的组织股长和一个姓朱的干部就是在东北逃离虎口后到路西教导团学习的，我们仍让他们担任原职；某团一个姓王的团长参加过帮会（会道门），但他作战勇敢，有活动能力，经审查没有发现有什么反动言行，照样任命他当团长。有一个姓赵的青年科长，被定县敌人俘虏后诈称是个文教，没有暴露身份，因他长得俊，又年青活泼还会拉手风琴、跳交际舞，日、伪军太太喜欢他，要他教跳舞，他便乘机混到敌人内部，利用能在敌人据点间自由活动的有利条件，与我们的地下党取得联络，递送情报，最后，他偷了日军小队长的手枪和指挥刀，还带着一个被日军小队长抢去当小老婆的中国姑娘一起逃了出来，归队后，我们经审查属实，仍然信任他。

    还有一个姓白的区队长（团干）被俘过，有人怀疑他有问题，经审查没有什么投降变节的证据，我们便在使用中继续考察，结果表现也不错，仍恢复他的区队长职务。事实证明当时这样大胆地使用干部，这种干部政策是得人心的，是得到干部拥护的；这样互相信任，干部都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就能团结更多的同志，保证打胜仗。此后，这些干部大部分在斗争中经住考验，锻炼成长，有的当了高级干部，为革命作出很大贡献。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前怕狼后怕虎，采取关门主义的政策，不敢大胆使用干部，就会丧失很多人，不可能动员起千千万万群众，也不可能使我们的队伍很快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