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军对冀中人民进行空前残酷的摧残，虽然也造成了一时的恐怖气氛，但也激起了冀中人民对日寇更大更深的仇恨，所以，除少数汉奸和反共顽固派外，绝大多数群众包括一些中小地主在内，都能团结在我们党“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同日寇、汉奸进行拼死的斗争，这是我们开展抗日斗争牢固的群众基础。

    冀中人民在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后，面对敌人疯狂的报复，毫不退缩，与敌人展开公开的和秘密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一方面用“两面政权”应付敌人，一方面根据平原地区没有高山密林和江河港汉作依托的特点，把“藏身洞”发展成为四通八达的地道，依托地道既可藏身又可打击敌人的“地道战”，再由“地道战”发展成天上（屋顶）、地下（地道）、地面和村庄、街道、院内纵横各三层的交叉火网，同时以野外地道为纽带，把村庄、野外、地道组成一个连环的立体的作战阵地，既可打村落战，又可野外出击，形成了能藏能打能转移，进可攻、退可守的对付敌人的地下长城；加之配合地雷战、麻雀战，打得敌人懵头转向、丧魂落魄。这些都是群众从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它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

    我们在恢复冀中军区后，十分重视群众创造的这些经验，并在原有群众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抓好双拥活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工作。在战争年代，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军队是战争中的骨干力量，人民群众是军队的靠山，因而搞好军民关系主要责任在军队方面，这也体现了我军的性质与宗旨；特别是在那游击战争环境中，我们的部队都穿着老百姓织的土布做成的便衣，住的是老百姓的家，吃的是老百姓供给的粮食，平时生活在群众中，打仗有群众支援，军民真是水乳交融。当时，部队住在那家老百姓家中，就帮助房东和周围的群众挑水、拾柴火、打扫卫生，农忙时帮助耕种，麦收时帮助收成、打晒，武装保护麦收，将粮食“坚壁”起来，防止敌人抢掠，处处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当时群众的房屋被敌人烧段时，部队又主动帮助群众抢修房屋，因而部队在群众眼中是自己的子弟兵，关怀备至。

    开始我们进入冀中时，虽然情况比一九四三年前有很大改变，但是垂死的敌人仍很疯狂。它虽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但还是经常以它占据的县城、据点为依托，集中一定兵力进行重点“清剿”。敌人的据点、碉堡仍遍布各条交通线，封锁我们的交通，分割我们的根据地，所以，当时我们军区的领导同志和部队仍然穿着便衣，外出时，我和杨成武、罗玉川、王奇才等同志骑着自行车，林铁同志不会骑车就骑毛驴，从这个分区到那个分区，从这村到那材，都在敌人的封锁线和堡垒群中穿来穿去，夜晚，就住在“堡垒户”家。

    说起“堡垒户”，这是抗日战争中通过复杂的敌我斗争总结出来的好经验，这个寓意深刻的命名也是广大干部、战士发明创造的。因为敌人的堡垒是用砖石筑成的，是用高墙、铁丝网围起来作警戒的，而我们的堡垒则是建立在群众之中，我们的警戒是千百双警惕的眼睛，这是敌人无法摧毁的。

    “堡垒户”一般都是我们的党员或基本群众的家；在特殊情况下，为了掩护行动，个别的在靠近敌人的地区也有选择在爱国士绅（地主）家的，联络员与“堡垒户”之间都有一套联络的办法和信号。我们住到“堡垒户”家中时，大多用化名，“堡垒户”的家长会把全家人聚拢来介绍互相认识，根据我的年龄给我排个辈份，是兄弟、儿子或侄子，然后教我们怎样互相称呼，这样，万一敌人突然闯进村来，我们来不及转移，可以应付敌人，由此可见群众为了掩护我们的用心之良苦。

    为了掩护我军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