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了《今后敌军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总结报告。报告中指出：“敌军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四个主要的内容之一，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在部队中应经常进行瓦解敌军和宽俘政策的教育，特别是使全体干部认识敌军工作的重要意义，并经常了解敌人政治思想动态。在军事整训中，要结合战时政治工作的演习，进行火线喊话，捕捉、押送俘虏及执行宽俘政策的演习等。”报告中要求敌军工作应“在不违犯停战协定原则下，积极地研究办法，采取适当的方式去开展工作。”“志愿军的敌军工作要在朝鲜劳动党统一领导下，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并组织地方有关部门和各种力量，依靠群众，才能做出成绩来”。由于任务明确，方法灵活，此后的敌军工作又有了较好的成效。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现代化战争，它的宝贵经验对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以及对应付未来反侵略战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有许多新的发展和新的创造，是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空前丰富和活跃的时期。我和志愿军前任副政委甘泗淇同志（当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都十分重视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朝鲜停战后，我立即着手抓这一工作，要求军以上政治机关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治工作总结，把总结经验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限期完成，同时，抽调任荣、曾延伟、钱抵千、王楠、姚旭等三十名干部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班子，在帮助各军总结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的总结。我亲自主持讨论总结提纲，审阅每一章节的草稿，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写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政治工作经验基本总结》（初稿），印发到各参战部队征求意见，后又提交志愿军政治工作会议，进行认真讨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写出了初稿修正本（下文简称《初稿》），上送审查。

    一九五六年三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志愿军党委又选调了李耀文、李伯秋、谭右铭、李希庚、陈英、冯村、魏巍、李平、王楠、姚旭等十八名政工干部，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委会”，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为主任，我为副主任，又反复研究，进行总结。经两年多的努力，编写成《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经验总结草稿》（下文简称《草稿》）；同时，编委会还从志愿军各部队上报的经验材料中选辑了各个阶段、各个军种、兵种和各项工作的具体经验二百一十篇，编成《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与《草稿》配套一并印发全军师以上单位征求意见。

    一九五九年八月，原志愿军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编委会在山东青岛召开审稿会议，对《草稿》进行审修。可惜在会议期间，因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审稿工作也随之中断。虽然《初稿》和《草稿》两种稿本就此束之高阁达二十余年，未能定稿，但它的征求意见稿在部队中却广泛流传，受到广大干部的重视和欢迎。有的单位把《初稿》全文翻印发给干部阅读，有的把有关章节印发部队学习研究，有的院校还把它列为教学的重要参考材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彭德怀同志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已退居了二线担任中央军委顾问，虽年近八旬，体弱多病，而且双眼几近失明，但仍挂念志愿军的政治工作总结问题，积极提出建议，经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批准，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审编小组”，并直接组织审编小组成员陈英、陈念棣、王楠、刘运祯、李冲、李子平等六位同志对《初稿》、《草稿》和《汇编》进行认真的反复的审修。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我亲自主持审编小组在北京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