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对人民军派驻我军各部队的代表及联络员一向十分尊重，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每次战役、战斗结束后，都主动为并肩作战的人民军部队请功、贺功，宣扬他们的战绩和英雄事迹，以教育我军指战员。

    宽待俘虏、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十九兵团入朝前夕，我就指示政治部颁发了很具体的《宽待俘虏守则》，要求兵团指战员严格执行俘虏政策。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我根据志愿军政治部的指示，亲自布置十九兵团各军积极开展圣诞节政治攻势。我知道，西方人十分重视圣诞节，就象我们中国人过春节一样，是他们合家团聚欢庆良宵的佳节。所以，我在敌工干部会议上反复强调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人之常情，美军官兵远涉重洋到朝鲜参加侵略战争，充当炮灰，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在圣诞节时更会助长他们思乡厌战的情绪。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通过祝贺圣诞节，送圣诞礼品和宣传品，进一步宣传朝中两国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主张，告诉他们，美方代表如何百般拖延和破坏停战谈判；如果不是由于美方代表毫无和平诚意，双方早已达成停战协定，他们也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过圣诞节了。十九兵团各军在圣诞节期间都通过广播向敌军祝贺圣诞，并赠送了圣诞树、圣诞礼物袋、精心制作的祝贺“圣诞快乐”卡片、纪念章和糕点等礼品。仅六十三军就送出了圣诞树五棵、圣诞礼品袋一百五十三个、圣诞老人画相四幅、圣诞节宣传品五十万余份。这次宣传效果很好，有的美国兵把我们送的“和平鸽”纪念章别在帽子上说：“中国人给我们送礼祝贺是表示友好”；有的取走礼品后，放些纸烟、罐头表示答谢；有的还咒骂杜鲁门害得他们不能回家同家人团聚。

    一九五二年圣诞节和一九五三年新年、春节，我已调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当时，敌军在我军“冷枪冷炮”杀伤的威胁下，惶惶不可终日，成天躲在地堡里不敢露头。为了展开节日对敌政治攻势，我们根据志愿军党委的决定，布置我军在某些前沿阵地上，同敌人达成临时停火，举行火线联欢。我们通过广播向敌人宣布“停火”，给敌人“放假”。敌军官兵十分高兴，纷纷钻出坑道、地堡，在阵地上自由活动，呼吸新鲜空气，听听我们播送的音乐，欣赏我们送给他们的节日礼物和宣传品，有的还随着我们播放的乐曲跳起舞来，尽情享受“停火”带给他们和平的欢乐和幸福。由此，对侵略战争产生更强烈的厌恶情绪，从内心感激我军的人道主义和对和平的诚意。

    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战协定”签字后，志愿军又在各前沿阵地上普遍和敌军士兵进行联欢。虽然敌军司令官严令禁止，但仍有九百多名美军、英军和李承晚伪军的士兵在阵地上同我们联欢，庆祝“停战协定”的签定。他们纷纷表示：“今后不再同中国人作战了。”

    我参与停战谈判后期具体进程的决策研究，深知俘虏问题是谈判桌上一个敏感问题，所以，特别重视俘虏的管理教育工作，亲自视察过战俘营，帮助战俘营总结出关心战俘的生活；不论国家、种族的异同，一律平等待遇；尊重战俘的人格和宗教信仰；进行以拥护和平、反对战争为中心的教育，并通过战俘与家人通信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加强管理，维护俘虏营正常秩序；以及建立战俘完备的档案，配合谈判斗争等项经验，不断完善战俘营的管理教育工作。同时，我们还教育部队认真执行停战协定，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做好优待俘虏、遣返战俘和移交敌军阵亡人员尸骨等工作，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赞誉。当时的英国陆军大臣赫德曾公开说：“从我们所知道的他们（指战俘）给亲戚的六千多封信里，几乎众口一词他说他们的待遇是相当好的。”

    停战后部队的敌军工作逐渐放松。一九五四年六月，志愿军政治部召开敌军工作会议，我在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