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上艰苦抗战，正需要援助的时候，斯大林担心援助它会引起蒋介石和英美盟国的不满。“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竟认为张学良是在“帮助瓦解中国并制造混乱”，苏联《消息报》还发了社论谴责张学良。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和王明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发展，放弃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原则。他早就在党内讲过，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很好，正准备南下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斯大林对此有看法，一九四八年五月，派米高扬来到西柏坡，要求我们“停止内战”，搞“南北朝”，南北分治。南京解放前夕，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蒋介石在南京呆不住了，迁都广州，苏联大使罗申奉命随同蒋介石政府迁馆到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则未走，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发展。苏联的作法同他们对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苏联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会谈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利益。斯大林也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的总出发点是要从战略上稳住美国，赢得和平建设的时间。苏联对我们能否解放全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持悲观态度。当时，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同苏联是有分歧的。当然，我们打赢了，苏联背靠新中国还是高兴的。

    他还记得，一九四九年底，他率代表团乘专列抵莫斯科的时候，正是中午十二点正，专列一停靠月台，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就“当当”地敲响了。除斯大林以外的苏联最高党政军领导人，几乎全部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六时，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毛泽东。他记得刚一见面，斯大林不等介绍，就走上前来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年轻和健壮。”还说过：“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在苏联呆了很久，很费了一番力。斯大林害怕触犯雅尔塔协定，但后来还是同意签订这个条约，这是好的。往后好几年，是两党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苏联援助一百四十三项工业项目，还派了大批顾问和专家帮助我们建设，培训我们的技术干部和接受我们的留学生、进修生。

    苏共二十大以后，随着中苏大论战的开展，两党之间又有了裂痕，他和赫鲁晓夫当面争论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来北京强行要求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他拒绝了，赫鲁晓夫施加了压力。他冷冰冰地回答：“你最好全部接管中国海岸。”赫鲁晓夫问他，如果真是这样，主席怎么办？他说，他将重新上山打游击。赫鲁晓夫反唇相讥：“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他也回敬说：“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第二次，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在戴维营结束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后，飞来北京。他要求中国释放八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他回答说：“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赫鲁晓夫当场就红了脸，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释放，因为在戴维营会谈中，赫鲁晓夫已经答应了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碰了钉子，又接着为尼赫鲁当说客，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说“那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他回答说，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武装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他本人以及驻西藏的边防军的领导也都没有觉察，直至边民和巡逻兵多次报告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发出正式抗议，采取了自卫反击步骤。此后，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两国关系就恶化了，一至发展到珍宝岛战斗。

    以前是笔墨战场不伤人体，现在刀枪相见他也不怕。中国革命本来就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打出来的，打垮了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