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进去吧，里边没人。”

    朱自清知道，在老父的心中，自己始终是个孩子，所以他总是牵肠挂肚，依依难舍，一百个放心不下。汽笛低沉地长啸了一声，车轮无情地转动了，他凝望着父亲黑郁郁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逐渐远去，远去，再找不着了……他的眼泪又悄悄地沿着双颊流了下来。

    这时，出现在朱自清面前的北京，已是另一番景况。自1917年开始，严重的民族危机，犹如倾天黑云，笼罩着中国大地。早在1915年，袁世凯密谋帝制，为换取日本的支持，与日方秘密签订了出卖主权的二十一条密约，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无穷的祸害。当年年底，这位袁“皇帝”，登极不到半年，就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一命呜呼了。但元凶虽死，余孽尚存，政权又落于北洋军阀之手，他们的后台是日本帝国主义。1917年，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冯国璋登上总统宝座，但北京政府实权却操在皖系首领段祺瑞手里。段祺瑞政府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问题，相反，却于9月和日本签订了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并同意其驻兵济南、青岛，满足了他们侵略我领土的要求。十月革命爆发后，为防正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在中国扩大，又与日本签订了《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并吞中国的野心，段祺瑞政府变本加厉出卖中国权益的无耻行径，使全国爱国学生尤其富于敏感和热情的北京学生，忧心如焚，昼夜不安。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领导、和进步教授们的努力下，朝气蓬勃，气象一新。特别是文科面貌有了很大的变革。哲学系，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性质有了明确的区别，课程设置也已确立，新聘教授也最多。最初，北大文理两科都在马神庙上课，1918年盖起了红楼，文科移到这里，哲学系就设在四楼。图书馆也从马神庙公主楼搬到红楼第一层。校内学生思想十分活跃，社会活动很多，当时和朱自清同系同班的同学杨晦曾回忆说：

    随着政治上的变动和外交的吃紧，随着新旧思想斗争的展开，（学生活动）就一天比一天开展，一天比一天活跃。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在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甚至在厕所里开辟“厕刊”，互相辨难。

    北大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房，谁愿意参加就可以自由签名。①北大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堡垒，一面迎风高扬的革命旗帜。1918年，北京灰色长空上，政治风云狂涌，而北大的师生就扮演了打头阵的急先锋角色。5月，北京大学与北京高师、高工、法专等学校的学生两千余人集会游行，要求取消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6月，由李大钊领导的，旨在改造中国的“少年中国学会”成立；

    10月，学生救国会组织的国民杂志社成立，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展开猛烈的攻击，该社社员85％是北大学生，邓中夏、许德衍等均是骨干。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和“协约国”胜利而告终。消息传来，北京城沸腾了，市民欢欣鼓舞，纷纷高举国旗，结队游行。北京大学在***搭起高台，举行演讲大会，参加者有各校学生三万余人，继后又在中央公园举行庆祝活动进行演讲。北大教授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他把欧洲战争的结束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考察，告诉人们，此次德国的失败，“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登台演讲，他告诉大家：“现在世界大战的结束，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