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阶级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小资产阶级的。离开了小资产阶级，我没有血与肉。①在大分化的时代里，他不是没有看到，有的人叛变本阶级走到新营垒中去，而为什么自己就没有这种勇气效法他们的行动呢？关键还在于思想包袱过于沉重了。

    我并非迷信着小资产阶级，只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实上也不能舍下。我是生长在都市里的，没有扶过犁，拿过锄头，没有曝过毒日，淋过暴雨。我也没有锯过木头；打过铁；至于运转机器，我也毫无训练与忍耐。我不能预想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们有一种我现在还不知道的趣味，我的体力也太不成，终于是无缘的。况且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换一个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想轧入无产阶级，是不可能的。从一面看，可以说我大半是不能，小半还是不为；但也可以说，因了不能，才不为的。没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量去破坏，去创造？所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①他胸怀坦荡地表白了自己不能投向无产阶级怀抱的原因，但也明确表示：“为了自己阶级，挺身与无产阶级去斗争的事，自然也决不会有的”。既不能革命，也绝不反对革命，那么该往那里走呢？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煌煌然。……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这是要靠了平和的假装，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着忘了去。享乐是最有效的麻醉剂；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灭精力的场所。所以那些没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将向这三条路里躲了进去。②

    在这三条路里，将选择那一条呢？他原先本是学哲学，而对文学有兴趣，后来索性丢掉哲学，走上了文学道路。现在情况又要变了，该怎么办呢？他考虑了很久，感到“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由是，他断然选择了国学这条路，他说：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我现在走着的路。①这选择对朱自清来说是痛苦的，消极的，只不过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他意识到这是一条“死路”，但他眼下只能往这条路走去，别无他途。这是中国一代知识份子的悲哀，想当初他是那样热切地讴歌“光明”，追求“红云”，为了寻找黑暗人生中的一点萤火，他付出了青春的代价，五四、五卅、三·一八，他总是努力地迎着时代流云直追。但结果呢？心中希望的灯，被现实的风沙，一盏盏地扑灭了，美丽的梦，一次次被生活的风暴所击碎，由是他幻灭了，退缩了。“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鲁迅语），朱自清的痛苦大约也在于此，他对革命缺乏真正的理解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正如他后来自己承认的，当时对革命的感知，“只是范畴而已”，“既不深思力索，又未亲自体验”。②正由于此，当席卷中国的白色恐怖汹涌而来时，他惊呆了，失望了，他只能惶惶然地去寻找一个避风港，聊作一生的归宿：“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③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朱自清绝不能面对血泪人生而无动于衷，因此他又说：虽是当此危局，还不能认真地严格地专走一条路——我还得要写些，写些我自己的阶级，我自己的过、现、未三时代。①

    他毕竟又是一个执着于生活、追求进步的知识份子，因此他虽定下自己“好走的路”，但心中“却依旧要考虑到‘那里走？’‘那里走！’两个问题”。虽然他知道“这种忧虑没有一点用，但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