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和相处，决无西方人似的大起大落，综合成湘西老祖母行的宁静与平和，使人顿时失去与名人对面时本能地保有的那种戒备。我诧异于时间这个雕塑大师的任意与大胆，这后来的完成品与先前的雏形竟全然两样；我见过他所珍藏的他父母的照片，他的长相不像其父，也不类其母，我疑心更多地带有他嫡亲祖母的遗传（尽管连他自己也没见过这位祖母）。——一位朋友故作神秘地告诉我，这是男人女相，为异相，主大福大贵。可是，沈从文一生充满坎坷，从来没有大福大贵过。然而，倘说人生的福贵不只是腰缠万贯、位列九卿一类身外物，那么，沈从文一生所得也实在很多。如果说作家是以文字征服世界，那么，对沈从文来说，前３０年的文学创作，后３０的文物研究结出的果实，已越来越多地赢得了中国与世界的读者，证实了自己生命的价值。虽说社会衡量价值的标准变易不定，失去的可能还会重新获得，已经确认的也许还会失去。然而，作为一个无法回避与省略的历史存在，无论是毁是誉，沈从文都将如丹纳所说的那样，一代又一代地被“旧事重提”。——能够如此，也就够了。

    ——这也不过是我辈的多嘴。在沈从文自己，无论是身外报偿，还是身内所获，物质上的得失，还是精神上的毁誉，却从不以为意。

    我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是在他的北京东城区小羊宜宾胡同５号的寓所，这是北京的四合院，东边厢房，仅有的一间居室约１２平方米，还兼作客厅，一张窄的木床，靠窗一张老式书桌，一个简易书架，一把藤椅，两张木椅。像他这样人家早应该有的一切现代生活用品，一样也没有。１９８０年，当他迁居到崇文门东大街３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大楼后，我再次去看他，发现他的卧室兼客厅里，添了一张长沙发，一台电风扇，一台收录机，一台彩色电视机。我笑着对他说：“沈先生，你也开始现代化了。”他指着沙发、电风扇、收录机说：“这些都是黄永玉换代后送我的。”沈夫人告诉我，香港一家书店给他出了一本书，事后说亏了本，稿费无法支出。还是居间介绍出这本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张木兰，代为向香港方面索取了一台彩色电视机，也就抵了那本书的稿费了。我疑心他有一大笔存款，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生所得收入，除维持一家生活必需的花费、社交应酬和帮助别人外，都陆陆续续花在购买书籍和陶瓷文物上了。他家里曾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坛坛罐罐”，家里放不下了，便随手送人，送掉后又买。解放后索性一古脑儿全送了博物馆，不仅没有索取任何报酬，连一张收条也没留下。他指着墙角一个装咸蛋的青花瓷罐说：“这个东西现在在香港，可以卖上万美元。我买它时，可便宜了。”——以至１９６９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他担心自己一去便不再回来，将自己的积蓄分给几个至亲子侄时，总额不过几百元。１９８２年，他开始陆续收到花城出版社寄来的《沈从文文集》的稿费，他立即拿出一万元，寄给家乡的小学，修建一栋图书楼。我曾劝过他：“年纪大了，总有用钱的时候，应该自己留下一点。”他淡然一笑：“不要紧。钱，总还会有的。”他一生厌憎为着一己私利聚敛财富的行为，对金钱支配一切的人生现象深恶痛绝。他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仿佛有意与金钱财富保持距离。然而，他也有因手头无钱而发窘的时候。且不说他年轻时为吃饭问题所作的种种挣扎，就在他不再为吃饭发愁以后，每逢某项社会公益活动需要他捐赠时，他常常因拿不出钱来而发愁、难过。最后，总是了解他的表侄黄永玉及时为他垫出。

    也许，沈从文对物质享受的淡泊，出于中国知识分子重名不重利的传统心理，事实并非如此。１９７８年全国第４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国内的报刊也开始出现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