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章。与沈从文有过多年友谊的萧离解嘲似地说：“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涨。”对这一切，沈从文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在沈从文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之间，他既不承认二者联结的必然性，也不承认自己具有与众不同的禀赋，似乎全由人生的随机性决定。他常用“因缘时会”解释这历史的结果。

    “这是因缘时会。”他强调说，“我年轻的时候许多熟人同乡，头脑都比我优秀得多，却一个个先后消失在中国近乎周期的悲剧里。就拿写文章来说，开始时我的一支笔就笨得很，能够坚持下来，也只是比别人耐烦一点。”

    沈从文在文坛上的沉浮，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典型。在这沉浮的背后，重叠着因“历史的误会”而带来的种种人生坎坷与痛苦。但他几乎从来不主动提及自己几十年来遭遇的损害与屈辱。当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在他的面前，人们常常惋惜他不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为他在文学史上的“失踪”，在第二、三次文代会上，连他的作家身份也得不到承认感到不平，他照例只是笑笑：“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对涉及个人荣辱得失的人事，沈从文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宽容。他宁愿记住别人的好处，而忘了别人对自己的损害。在对人性向善的追求方面，他逼近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还有为个人荣誉常常要与人决斗的激烈举动，沈从文却更多属于东方人的宁静与平和。

    他总是微笑着面对已成过去的历史，微笑着凝视这世界。然而，这不是伏尔泰似的讥世的微笑，其中，渗透着他禀赋里的善良、天真和“童心幻念”。——这样说，也只是略去了许多中介环节的一种模糊化处理，他当然有忧愁、伤心、痛苦的时候。记得１９８０年，丁玲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也频与革命》的文章，未指名地批评沈从文当年歪曲她和胡也频投身革命的动机，指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这是丁玲被落实政策，从北大荒返回北京以后，从一个日本人手里得到一本沈从文３０年代著的

    《记丁玲》，因不满沈从文书中所持立场，有感而发的（此书问世４０余年后，丁玲第一次读到它），而与《记丁玲》具有同一倾向的《记胡也频》一书，丁玲是亲自过目了的。丁玲此举，还有没有更潜在的心理动因，恐怕将成为一个难解之谜了。此后不久，我去沈从文处，一见面，他便对我说，“请你给我复印我的两篇文章，一是《关于丁玲女士被捕》，一是《丁玲女士的失踪》。”他说这话时，显得有点失去惯有的平静，激动里夹着一丝伤心。

    “我不是要和她争什么，只是想让问及这事的朋友，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几天后，我给他送去两篇文章的复印件，他道了谢，接过复印件看了看，又随意放到书桌上，随后一言不发，两眼发愣，仿佛陷入对往事的回忆，眉宇间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忧郁。良久，才轻轻地吁一口气，喃喃自语：“唉，我们那位老朋友哇……”

    后来，这件事再没有和我谈起过。

    在人生的竞技场上，沈从文是一个弱者，还是一个智者？对此，我感到一种无法判断的困惑。他的淡薄名利，他的对人事的宽容，他的与世无争，常常使我想起老子《道德经》里的一段话：

    上德若永，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①沈从文也多次谈到水与自己生命人格的不可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