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会一下子消失掉的，鲁迅独自咽下的那些打击和伤害，更不会在内心迅速消失。他的脸上越是没有表情，它们对他内心的刺激就越强烈。连见惯的熟人的嘴脸，也会这样迅速地变幻，向来感觉亲近的亲人，竟会变得如此陌生，那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放心地相信呢？连生养哺育他的家乡，都如此冷酷和势利，在这人世间，大概也不会再有可亲近的地方了吧？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一种对绍兴城和家乡人的憎恶心理，很自然地从他心中升起。他才十几岁，正是感觉最为敏锐，心灵最为软弱的时候，一下子接受这么多阴暗的信息）他看待人事的眼光，自然要发生急剧的变化了。他以前总是看见大人的笑脸，现在却特别留心那些半遮半掩的恶意：以前就是遭受再严厉的斥骂，他都会很快地忘记，现在一个冷淡的表情，却会在他记忆中划下一道深刻的印痕。一种偏重于人生阴暗面的感受习惯的种籽，就这样默默地破土而出。那些冷漠的绍兴人，大抵根本就不注意这个沉默的孩子，可就在他们的冷漠的包围之中，这孩子的内心世界，正在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看到一本题为《蜀碧》的书，记载了明末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屠杀四川人的种种情形。他又一次震惊了。中国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凶残的事情？不久以后，他又读到一本明代抄本的《立斋闲录》，虽然不全，其中记述的那位残暴的永乐皇帝的“上谕”，已足以使他怵目惊心：中国的皇帝中间，竟有这样毫无人性的东西！鲁迅早慧，对文字特别敏感，事实上他的一生，都在和文字打交道。周此，他的独特的思想意识，有很多都是以前人的文字为源头，倘说他以前读到的那些和故事，正培养了他一种微笑着页对人生的做梦的气质、那现在这《蜀碧》和《立斋闲录》一类的“野史”，却大大强化了现实中炎凉人情对他的尖锐刺激，向他那般强烈的内心仇恨，注入了深长的后力。原来他遭遇到豹病态和卑劣，并非是绍兴一地的特产，在其他地方，在许多年以前，比这更可怕的事情早已经发生过了，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能信赖自己的憎恶之心呢。

    在三十年后，有一次许广平向鲁迅抱怨亲戚的纠缠，他回信说：“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可以更加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穷忽而又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①写这信之后一年，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更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②最激烈的憎恨，往往产生于盲目的欢喜，最厌世的人，正可能原是爱世的人，读着鲁迅这两段文字，我不能不感慨命运的残酷，它先是给鲁迅一个宽裕的童年，然后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扯掉那一层狰狞人生的伪装布，把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和卑劣直推到他的鼻子底下，这叫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怎么承受得了？他不因此把人情和世事看得阴暗无趣，不因此萌生强烈的愤世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

    注释：

    ①鲁迅：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一百四十八页；并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九十页。

    ②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三百五十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