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十八岁了，一个新的问题迎面而来：他要做个什么样的人？他今后的出路在哪里？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像他这样出身的人，自然应该走做官的路，先把四书五经读个烂熟，再好好操练一番八股文和试帖诗，然后去考秀才、举人、进士，最后搏个一官半职——这正是鲁迅祖父走过的路，也是祖父和父亲希望他走的路。看起来，鲁迅一度也试过这条道。在三味书屋读完经书以后，他曾在家里学过一阵八股文，像什么《义然后取》，什么《无如寡人之用心者》，也做过几首试帖诗，像什么《红杏枝头春意闹》，什么《苔痕上阶绿》，一篇篇都送去给寿镜吾先生批改，态度似乎很认真。到了十八岁这一年，他还和二弟一起去参加会稽的县试，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成绩堪称中上。但是，他对走这条路并没有多大的热情，既然对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模糊的反感，对这社会给读书人规定的科举道路，就很容易觉得无聊。他本来似乎还想去参加绍兴府的复试，可正逢他一个小弟弟因病早夭，心情大坏，就索性不去了，他的科举之路，也就此断绝。

    当时绍兴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秀才，往往就给人当幕僚，或者经商做买卖。可是，当幕僚要有关系，做买卖要有本钱，鲁迅家境那样狼狈，这两个条件一样都没有。剩下的路，就只有进新式学堂了。说起来，清政府的一班大员发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在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已经有十多年了，但在一般城镇士绅的眼中，这学堂还是不伦不类的怪物，其中讲授的“声光化电”，更是洋人的“邪学”，自以为正经的读书人，一般都不屑于跨进去读。可就是这样的学堂，鲁迅也并不是都能去读。当时杭州有一所求是书院，是这类学堂中较为出色的，他也很想去，可是学费太高，每月要三十二块大洋，他哪里付得起？万般无奈，只好选择地处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这是一所类似军校的机构，入学近于当兵，没有什么读书人愿意去，收费也就极低，差不多是免费。可也惟其如此，学生多不愿以本名注册，而要改换姓名，鲁迅那个“周树人”的名字，就是这样起的。你想想，当他拿着母亲东拼西凑汇集起来的八元川资，在一八九八年五月，用这“周树人”的名字到南京去报到的时候，心中是什么样一种滋味？在一般绍兴人看来，他这是堕人了穷途，是被迫走一条役出息的离乡背井的潞。虽说他厌恶绍兴的俗人，厌恶他们对自己的轻蔑，但这份轻蔑还是会给这个刚刚成年的离乡者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强化他那一份凄苦的心情。他到南京不久，就这样向家中的兄弟描述旅中的感受：“斜阳将坠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遏。”①他又写诗寄回家中：“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②二十多年后，他回忆这离乡的情形：“好。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③，语气间似乎充盈着一种主动与绍兴城决绝的意味。可我细读他的这些诗文，却更强烈地感受到他当时的心境的另一面，这个“涕不可抑”的年轻人痛感到寂寞和孤独，似乎既没有奔赴新世界的兴奋激动着他，也没有开辟新生路的自豪支撑住他。就像一头被逐出家园的不合群的小兽，惟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路途茫茫，才忍不住要时时回眸故上，呻吟出失群的凄凉。

    俗话说“便宜无好货”，鲁迅一跨进江南水师学堂，便发现那里面一无可取，它不向你收什么钱，你也别想学到什么东西，教员们一个个架子十足，却胸无点墨，有一个甚至连“钊”都不识，念成了“钧”。直到二十年之后，还有一位教员公然在课堂上断言：“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