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发到绍兴不久，便委任他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更容易使他产生希望，似乎天地果然翻了个身，新的时代开始了。

    鲁迅又变成了“拼命三郎”。他奔走迎接绍兴的光复，还自己挟着指挥刀，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维持秩序。接手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之后，更是尽心尽力，从学生的睡眠一直管到他们的伙食，查夜，诊病，代教员批改作业，向王金发索讨经费，几乎到了事必躬亲的地步。他还支持几个学生办了一张《越锋日报》，替他们拟发刊辞，辟杂文栏，换着笔名写短文，针砭绍兴的种种时弊，甚至抨击军政府。昔日在东京筹办《新生》，撰写政论的热情，再度焕发出来。

    但是，就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绍兴是这样一个绍兴，不作根本的改变，只换几个当官的人，那就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恢复原样。王金发很快就被原先的绅士们围住，得意洋洋地摆起都督的威风，连他手下的随员，穿布衣来绍兴的，不上十天，也纷纷换上了皮袍子，腐败的速度一点都不比旧官僚慢。鲁迅的日子很炔又难过起来，种种排挤且不去说，单是学校的经费，就要催了又催，最后干脆答复说：“没有了！”他这校长还怎么当？回到家里，他忿忿地对母亲说：“绍兴地方不好住！在在绍兴非要走衙门，捧官场不可。这种事我都搞不来！”④王金发不给学校经费，却送了五百块大洋去收买《越锋日报》，那几位年轻人居然也收下，鲁迅跑去劝阻，竟碰了一鼻子灰。上面是这样的军政府，下面是这样的反对派，辛亥革命前那种视绍兴为“棘地”的念头，自然会重新浮上他的心头。中国的老话说，危邦不入。既然绍兴不可居留，那就还是走吧。不到一个月，《越锋日报》馆果然被王金发的士兵捣毁，就更证实了他的判断：从少年时代起，绍兴就一直使他蒙受压抑，即使辛亥革命，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他再也不用抱什么希望，他韧绍兴这座城市的缘分，已经尽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许寿裳的推荐，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去当部员。这不啻是向他开启了一扇逃脱绍兴的门户，他当然要夺门而出。一九一二年二月到南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北迁，他又被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的金事；兼社会司第一科科长，于是在五月底抵达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五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了十三年的佥事，他对工作相当负责。为筹办历史博物馆，他曾经捐出个人收藏的文物；有一次，办公室里堆着一批送往德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文物，他甚至通宵守卫，不眠至晓，那一，套通行几十年的汉语注音字母（6、夕、门、E……），就是他和许寿裳等人在一次教育部的“读音统一会”上建议通过的。由于协助筹办一个展览会，他还获得教育部的一枚奖章。甚至到西安讲学，他也不忘记指名看西安“易俗社”的秦腔演出、还捐款给这个剧社，因为它受过教育部的褒奖，正在他工作的范围之内。他是个认真的人，既然拿着官俸，做事自然不会马虎。但是，他初到北京时的格外尽力，是否也因为这是一种新的生活，他愿意自己的命运有个转折，所以特别殷勤呢？希望自己的生命能有一个值得的意义，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欲望，虽然鲁迅经历过那么多挫折和失望，现在这远离绍兴，依时办公的生活，毕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倘他固此产生某种隐约的希望，不也是非常自然的吗？

    可是，北京的生活很快又变得难捱起来。鲁迅一个人住在绍兴会馆西侧的一排僻静的小屋中，除了去教育部办公，便是一人向壁，寂寞和无聊与日俱增J匕京官场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随着袁世凯当皇帝的欲望日益强烈，他手下的鹰犬也日益猖狱。他们特别警惕政府内部的文官，不断地捕人，以此威吓那些可能反袁的官员。鲁迅偏偏又是随蔡元培北上的官员，属于南方的革命党，就格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