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引起特务的注意。在教育部内，蔡元培已经辞职，新任总长视鲁迅为蔡党，也正在寻找机会，要将他赶出教育部。怎么办？看看教育部的同僚，都纷纷学古人的样，或嫖或赌，或古玩或书画，公开表现自己沉湎于某一种嗜好，来逃避袁党的猜疑的目光。连那位蔡锷将军，也是躲在名妓小凤仙的房中，才保下一条命，鲁迅除了学大家的样，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他生性简朴，不爱赌，也不喜嫖，买古玩书画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只好选择一种较为省钱的事情一丛石刻拓本抄古碑，作为自己的“嗜好”。于是，他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衣一两点钟。买来的汉碑拓片大多残缺模糊，抄起来极费心思，有时候抄清一张要好多天，既能远祸，又能消磨长夜，鲁迅渐渐还生出校勘的兴趣来。一夜连一夜的孤灯枯坐，时间也飞快地流逝，一眨眼，竟抄了五六年。

    当然，在绍兴也罢，在北京也罢，饺鲁迅真正难捱的，都不仅仅是政局的无望和官场的压迫。当他劳累了一天，在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室里独坐抽烟的时候，当他在绍兴会馆的静夜中辗转难眠，静听窗外老槐树叶的簌簌声响的时候，他会不会后悔自己过去的天真呢？当初在日本，以为天地广大得很，也就不怎么在意与朱安的婚姻，甚至对人说，那是母亲娶媳妇。可他现在回来了，发现天地原来那样低窄，自己也并无振翅高飞的能力，其实是只能在一块极小的地面上兜圈子，而在这个圈子里，正有朱安与他朝夕相对：到这时候，他才真正尝到那场婚姻的苦味，才明自过来，是自己娶了媳妇。倘说朱安是个包袱，它可并不是压在别人身上，而是压在他的身上。

    他的天性毕竟温厚，一直勉强自己，对朱安以礼相待。有一次朱安娘家经济拈据，他还寄钱去资助过。我甚至相信，他曾经作过努力，要和朱安建立某种情感的交流，她毕竟是他的妻子，越是在社会上遭遇种种的不如意，那种想在家庭中寻求安慰的冲动，也自然会越加强烈。我更相信，朱安一定也竭其所能，尽量来迎合鲁迅，她知道鲁迅不喜欢她，但她既然嫁到了周家，就甘愿一辈子陪伴他，能获得他的接纳，是她后半生的最大目的。可是，他们之间的智力和文化差距实在太大，鲁迅对她又没有感情，稍一接触，便会发现她的种种缺陷，那点原来就很微弱的交流的热情，很容易就消退下去。他对母亲抱怨说：“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话就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⑤连活都不想谈，从鲁迅这一面说，已经是将朱安视同路人了，可是，他们又必须住在一起，你想想，从早到晚，都要和一个其实连话都不愿对她说的女人在一起，这种处境，真可以算是上帝施加给人类心灵的最难捱的苦刑了。

    他当然要逃避，可是，倘不离婚，这逃避的余地也就很有根，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家独住。所以鲁迅回国之后，先是住在杭州，后来回绍兴，也多半住在师范学堂的宿舍里，很少回家过夜。他在托许寿裳给他介绍工作的信中，特别写上“虽远无害”，就正是出于这种离家避居的愿望。后来去南京，去北京，他都是独自一人，情愿忍受种种独居的困苦，也不肯将朱安接来同住。在绍兴会馆的七年间，他都是一人独居，倘不是

    母亲几次来信，要他接她们去北京，他恐怕还会一直这样逃避下去吧。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逃避。朱安是不在身边了，婚姻的束缚依然紧跟着他。至少在初到北京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他才三十几岁，每个体格健全的男人都有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