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诋毁新学的谬论；他号召觉醒者“大叫”，一直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③更希望青年人“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他极力鼓励：“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１０更斩钉截铁地宣布：“生命的路是进步的，……什么都阻挡他不得。”１１他还多次拿欧洲的事情来作将来的证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的自我反省，引出一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的结论１２；由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他更一往情深地咏叹：“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１３简直和十年前向《河南》杂志投稿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了。…但这只是一种表相，他心里并不真这样激昂。就在写这些随感录的同时，他给一位东京的朋友写信说：“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甚至断定，中国的转变“但有一塌糊涂而已！”１４比起那些随感录，这封信中的话当然深刻得多，我今天阅读它，仍然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一个人对社会的未来已经有了这样透彻的认识，他怎么可能激昂得起来？面具终归是面具。不可能遮没真人的全身，时间一长，写的文字一多，鲁迅内心那些悲观的“确信”，难免要从面具的四边溢露出来。一九二三年他去北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演讲，本意当然是鼓励年轻人切实争取人生的幸福，可他讲不多久，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②这不又是那个“铁屋子”的比喻吗？在这篇不长的演讲中，他几次三番重复这样的意思，还引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话，说是“万不可作将来的梦”，几乎要将面具掀开来了。到了一九二五年，他更在杂文中接连表示对于历史进步论的怀疑和否定：“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③十年前，他只是把中国过去的历史看成是一种倒退的历史，现在他干脆把这倒退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于是他要人们到历史上去寻找“将来的命运”：“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他更悲愤地仰天长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１７

    一般说来，人总不愿意说话自相矛盾，鲁迅所以要戴面具，就是想避免这一点。既然是呐喊助阵，更不应该泼冷水，何况他也并不真能肯定，这仗一定就非输不可。固此，只要还没有气昏了头，他就总要勉强自己，尽管多说些乐观的话。可是，就是他的这些勉力呐喊的活，你听到后来，也常常会不自觉地收紧心胸，因为那呐喊当中，分明显出一种勉强，一种愤檄，你甚至会觉得它非常刺耳，就像是一种反话。

    比方说，还在一九一八年冬天，他就对《新青年》式的启蒙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倘若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日不信，便不必拼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接着还引耶稣和尼采的话：“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lz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那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地帮他抬。”１８这些话的整个的意思，当然是积极的，“各走自己的路”也好，“切切实实地帮他抬”也好，都是主张有为的。但是，你再仔细体味，就会发现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放弃——倘若他们不肯听劝，那就随他们去吧，这就和《新青年》的基本立场不一样了。既是想改造社会，那就不能讲放弃，倘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