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的，竟是一种与阿Ｑ感同身受式的绝望的悲哀，到这时候，一种无以名状的消沉和沮丧情绪，会不会早已悄悄地潜入你的心头？还有那篇《头发的故事》，主人公Ｎ竟说出这样一长篇话：“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腹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２５简直是重申那个“铁屋子”的比喻，那“假使寻不着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的愤辞了。

    鲁迅写《狂人日记》和《阿Ｑ正传》这类，本意当然是在以启蒙的眼光，去刻画昏睡着的“他们”，他甚至还担心，“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２６可是，文学创作毕竟有自己的法则，无论作家抱着怎样的动机。一旦进入创作，总难免要受这法则的约束，而它的头一条，就是：以白你目己！因此，鲁迅就是心再诚，再想遵从启蒙主义的“将令”，他内心的那些与启蒙态度并不相符的情感体验，还是会不由分说地涌上笔端。即使在设计人物，编织情节这样一些较富于理智的活动中，他大致能够排除它们的干扰，一进入具体的描述，却不能不听任它们自由出入了。家非但不可能在描述他人的时候，保持完全的冷静，他也不可能完全去描写他人，他自己的心绪，总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作品，成为他的描写对象。连写杂文，鲁迅那副启蒙主义的面具都不能遮住他的阴郁情绪的流溢，在里，这面具的遮蔽作用就更有限了。

    鲁迅是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加入“五四”那一代启蒙者的行列的，这独特并不在他的战斗热情比其他人高，也不在他的启蒙主张比其他人对，他的独特是在另一面，那就是对启蒙的信心，他其实比其他人小，对中国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即便是发出最激烈的呐喊，他也清醒地估计到，这呐喊多半不会引来什么响应；就在最热烈地肯定将来的同时，他也克制不住地要怀疑，这世界上恐怕是只有黑暗和虚无，才能长久地存在。是命运造就了他的这种独特之处，而“五四”以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也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注释

    ①这份刊物最初的刊名叫《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起改为《新青年》。为行文方便，我一开始便称它为《新青年》。

    ②鲁迅：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六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二十页。

    ③鲁迅：一九二０年五月囚日致宋崇义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二十八贝。

    ④鲁迅：《自序》，《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五页。

    ⑤如果以欧洲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作为标准，“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很难算是二场真正的启蒙运动。它的发起者们的那种明确的救世目的，那种借思想学术来推动政治变革的功利意图，尤其是它赖以产生的那种普遍的关于国家民族的危机意识，都决定了这场运动必然具有一系列富于中国特色的性质。限于篇幅，在这里无法详细展开讨论，但我在一篇题为《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的论文（《上海文学》，一九九三年第四期）中，从现代文学发展的角度，对这场文化运动的特点作过初步的分析。

    ⑥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

    ⑦鲁迅：《写在后面》，《坟》，二百零八至二百零九页。

    ⑧鲁迅：《随感录，四十》，《热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三十页。

    ⑨鲁迅：《随感录·四十一》，《热风》，三十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