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戴着面具，呐喊得颇为吃力，鲁迅投身启蒙运动的个人目的，毕竟很快就实现了。向《新青年》投稿不久，他就赢得了编辑部同人的尊敬，应邀参加每月一次的编辑委员会会议，和钱玄同一样，成为杂志的中坚人物。由于《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尤其是《阿Ｑ正传》的陆续发表，他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读者的广泛关注，《狂人日记》甚至彼选进小学的国文课本。从一九二０年开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他为讲师和教授，他对中国史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受称赞。在文学界，他的影响就更大了，沈雁冰、郑振择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就尊他为重要的指导者；后来的“浅草社”、“春光社”和“沉钟社”，更将他看成前辈和导师。他还与几位朋友创办《语丝》周刊，发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以至被人视为文坛上的一派的领袖。每到晚间，他的会客室里便有青年人围坐，热切地望着他，希望能听到中肯的教诲。他不再是绍兴会馆里那个默默无闻的“待死”者了，他现在成了大学讲台上的名教授，读者钦慕的名作家。

    他的自我感觉也变了。他从小就有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这既是来自出身的优越，也母来自智力的早熟。他到日本以后的自荐轩辕的激情，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这种自视甚高的胸怀。你仔细看他返回中国之后的种种悲愤情绪，种种自居牺牲，甘愿待死的举动，都少有一般沮丧者的颓唐气息，倒是常常会显出激烈的意味，就更能够体会他骨子里的优越感，惟其有过那样崇高的自许，却偏偏到处碰壁，才会转而酿成激烈的自绝冲动。因此，一旦他能够引来青年人的瞩目，获得社会的承认，压在心灵深处的自尊情感就立刻会冒上心头。何况中国文人向来有重视功名的传统，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曾模仿《离骚》的格式作过一首长诗，最后两句日：“他年芹茂而样香兮，必异藉以相酬”，①就充分表现了这种功名心。我可以肯定，随着社会名誉的日渐增长，他的自信也一点一点恢复，先前那些受人轻蔑、走投无路的记忆，应该一天比一天淡薄了。但是，鲁迅介入公众生活的后果，却不仅仅是收获赞誉和尊崇，他还引来了恶意和敌视。他那样猛烈地攻击旧传统，自然会引起保守主义者的不满，有一次口答《京报副刊》的提问，他写了一句：“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②竟招来一大串反洁和攻击。他那样热情地替青年人说话，也确实赢得了青年读者的欢迎，就又会引起一班名人和准名人的嫉妒，种种讽刺、挖苦的言论，也便悄悄地扔了过来。特别是上九二五年的“女师大风潮”，更使他和一批官僚、学者绪下了冤。

    早在一九二四年，北京女于师范大学的学生就和校长杨荫榆发生冲突，群起告状，要教育部撤校长的职，一直闹到一九二五年春天，双方仍然相持不下。鲁迅开始对这件事并不热心，依旧每周去上一次课，下课铃声一响，便挟起书包回家。几乎不多说一句话。但是，到这一年四月，情形大变，先是司法总长章士刽以兼任教育总长的身份，公开支持杨荫榆，接着是杨荫榆展开攻势，一举开除六名学生领袖，然后是段祺瑞出面发布恫吓性的命令，章士钊则下令解散女子师范大学，要将造反的学生连锅端掉！一边是手无寸铁的女学生，一边却是从校长到总长到总理，恃强凌弱到了这个地步，稍有正义感的教员都会看不下去。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和女师大的学生许广平等人开始来往，通信日渐频繁，好感逐渐加深，他在感情上，也会不自觉地向这批学生倾斜，于是在五月十二日的《京报副刊》上，他公开表态支持学生，随后又联络其他一些教员，联名宣告反对杨荫榆。不用说，从章士钊那一面立刻就射来了箭。先是几位向来就有点看他不惯的教授，例如陈西滢，转弯抹角地讽刺他挑剔凤潮；接着是章士铡以“结合党徒，附合女生”的罪名，撤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