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小成功和大绝望
在教育部的职;在教育部的办公会议上,还有人提议不发鲁迅被解职以前的欠薪,要从经济上打击他。鲁迅自然大怒,他一面连续写文章,措辞激烈地还击陈西滢,他在这一年写下的杂文中,差不多一半是在和他们打笔仗。一面又自己拟了状子,向法院控告章士钊“违法”。就论辩的笔力而言,那批教授哪里是他的对手,战不多久,就有陈西滢的朋友徐志摩出来,要求双方“带住”,而他还不罢休,写了《我还不能“带住”》的杂文,指责他们是在“串戏”。至于打官司,拖了大半年,也终于是他胜诉,法院撤消了章士钊的命令,准许他口教育部复职,而此时章士钊已经离开了教育部。
鲁迅虽然得了“胜利”,在北京的处境却逐渐恶化。“女师大风潮”还没有结束,段棋瑞的士兵在执政府门前枪击请愿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又发生了。鲁迅非常愤怒,在《语丝》上发表文章,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③这自然更触怒了官方,三月什六日的《京报》上就有消息透露,在内阁讨论通缉北京学界人士的名单中,赫然列着鲁迅的名字。虽然最后实际通缉的,仅是李大钊等五人,这对鲁迅还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往“莽原社”和几家外国人办的医院躲避,有一次太仓促了,竟只能躲在一家德国医院的杂物仓库里,十天之后才搬出去。居然弄到了得罪最高当局,不得不东躲西藏的地步,比起在绍兴会馆的平安的日子,是更不如了吧。
单是遭受官府的压迫,鲁迅大概还能够承受。北洋政府并没有真来搜捕他,他的避难生活也并不都是那样狼狈。从另一面讲,官府的压迫正表明了被压迫者的力量,倘若北洋政府真来艘捕他,只要不被抓住,鲁迅多半也能从中获得自傲的勇气吧。但是,他遇到的情形却复杂得多。就在他似乎是挫败了那批官僚学者的攻击的同时,这攻击却促成了他自己内心的两种阴郁心绪的大爆发。
其中一个,就是不得不做官的痛苦。他当初到教育部任职,本意只在逃离绍兴。中国文人向来有做官的传统,那又是共和政府的教育部,所以他并不觉得,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做官,有什么不合适。可到“五四”前后,情形就不同了。先是袁世凯称帝,再是曹馄贿选,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北洋政府早已经丧失了合法性,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种种强调知识分子社会独立性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一股鄙视官场的风气,正逐渐蔓延开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进德会”,要求会员除不嫖、不赌、不娶妾之外,更要做到不作官吏,不当议员,可见这风气的流行程度。鲁迅身在官场,对其中的黑暗自然看得清楚,即使初到北京时,他曾想借这个位置为社会作点事,到二十年代初,他一定已经明自了,这做官是非常无聊的事,他根本不应该做官。但是,为了负担家族的生活,他又不能扔掉这个饭碗。他每月的官俸是三百块大洋,虽说经常欠薪,只能发二三成,每月却也有近百元,不是个小数目。他也曾尽力教书,一度同时在儿所学校兼课,每月的讲课费却只有十几元,太少了。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吃够了贫困的昔头,他很早就懂得了没有钱,什么事都干不成,在那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他那样强调“经济权”,就正是出于自己的痛苦经验。因此,尽管满心不愿意,他却仍然继续坐在教育部的办公室里,除了张勋复辟时,曾辞过几天官,一直都没有离开。就是袁世凯准备登基,他也只象征性地辞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服主任”这个虚衔,并不真辞职。这似乎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尴尬。和传统文人不同,他们很早就知道应该到官场之外去建立自己的立足点,可是,他们置身的社会仍然是专制统治的一统天下,即便那些似乎是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和空间,你仔细看看,也都会发现有许多或明或暗的官场的影于在其中晃动。因此,在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