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似乎是注定了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他们渴望洗干净自己，却总是发现爬不出污泥坑。

    鲁迅当然意识到这种尴尬。尤其是“五四”以后，他那一代启蒙知识分子中间，像他这样兼当教员和官员的人越来越少，这尴尬也就日益触目。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他不止一次用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是一个官”。甚至一冬二六年复职以后，还在《记“发薪”》中借题发挥，大讲一通“中华民国的官”，足见他对自己为官的身份，是怎样耿耿于怀。可是，自己解嘲是一回事，另。人指摘又是另一回事，就在他用种种办法企图消解那份尴尬的时候，陈西滢们却直接来桃他这块心病了：“他（指鲁迅）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兔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金事这一个官几例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就叫人有些恶心了吧。”。鲁迅对陈西滢们的抨击，通常都很有力，但对陈西滢的这番指摘，他的笔却有些软，竟举出张勋复辟时曾辞过官，最近又被章士钊。革了职这两件事为自己辩护，而这等于承认了陈西滢的基本立论一在北洋政府中做官不光彩——是正确的。鲁迅后来说，人一旦站到辩诬的立场，不免就有点可怜，他这一向恰恰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这种可怜的境遇，我们不难想象，那痛合会怎样沉重地压迫他。

    更痛苦的是还要和章士钊打那样的官司，从知识分子的立场讲，你章士钊这样恶劣地镇压学生，就是不革我的职，我也该辞职抗议，鲁迅被革职后，同事许寿裳和齐寿山不就愤而辞职了么？可鲁迅没有这样做，而是向法院控告章士钊违法，要争国那个官职。这里面当然有意气，他偏要和章士钊针锋相对地斗一场，但深究他的动机，他不能失去这份生计，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吧。不管是什么意图，他为了一个官职与章士钊打官司，总和一般知识分子洁身自好的标准不大相符，所以，他不得不向朋友多次解释：“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但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⑸不知道许寿裳和齐寿山对鲁迅打这场官司会怎么看，他们大概能理解他的苦衷。但是，他们为了他而辞职，他却打官司要捍卫自己的官职，两相比较，我总觉得不大对头。也不知道鲁迅写这一类信时心里是怎么想，他大约也感到某种不安，觉得应该为自己解释一下吧。

    与此相关的第二种阴郁心绪，就是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无论是“女师大”风潮，还是“三·一八”惨案，也无论是与章士钊们斗，还是躲避“执政府”的迫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向他重复同一句话，你是一个无用的人，你总是居于劣势，再有理也没有用，他们只要一举手，你便完了，李大钊不就被杀掉了吗？他们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可以随意撤你的职，不给你钱，你叉能有什么办法去报复他们？你只能写几行愤怒的词句，可对他们来讲，几行字又算得了什么？当年袁世凯下令由警察局审查报刊，不就把全国都治得鸦雀无声了吗？他们可以杀报馆老板邵飘萍，爱封邮家报纸就封哪张报纸，你书桌上的几页稿纸，他们哪里放在眼中？鲁迅不能不承认了：“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亭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③虽然他紧接着又说：“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可在十二天后，他又向许广平坦白了，“那岂不过如此么”的话，其实是专对她讲的，并不代表他的真心。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起，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接二连三地贬低文人、文字和文学的作用，语气也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就在写《无花的蔷藏之二》的中途，他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