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一样东西，可以寄托生存的意义，在这样的时刻，他必然会陷入虚无感了。在散文《求乞者》中，他决绝他说，“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２０像《报复（其二）》和《失掉的好地狱》那样的作品，更标示出他在虚无感中沉溺得多么深。他对许广平说，他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２１他自己也知道是陷入虚无感了。

    这虚无感不同于启蒙者的悲观。你想驱除黑暗，却发现不能成功，那黑暗或竟会长存于人间：这是悲观。它会使人丧失信心，却不一定会使人停止行动，即便没有胜利的可能，你也可以作自杀式的冲锋，可以当肩住闸门的牺牲，这种冲锋和牺牲本身，便可以确立你的价值，是否胜利，其实倒不重要了。虚无感却不同，它虽然包含对战胜黑暗的悲观，但它同时又怀疑在黑暗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倘若天地之间只有黑暗是“实有”，这黑暗也就不再是黑暗了。因此，你一旦陷入这样的虚无感，就会迅速失去行动的热情，牺牲也罢，反对也罢，都没有意义，人生只剩下一个词：无聊。

    因此，这虚无感也不同于绥惠略夫式的绝望，绥惠略夫毕竟是理想主义者，他固然对社会上的一切都失去尊敬，对自己却依旧抱有某种确信，一边是不可救药的社会，一边是孤单单的自己一至少他对自己与社会的对峙，依旧看得很清楚。惟其有这对峙的意识，他才会那样疯狂，在大街拔出手枪横射过去。一个陷入虚无感的人却不大会有这样分明的人我界限，他怀疑世界上的所有价值，这首先就包含对自己的怀疑。你对自已都怀疑了，又怎么会有绥惠略夫那样深广的仇恨呢？没有这股仇恨作动力，你又怎么会产生像他那样暴烈的报复冲动？你也许会实行某种精神上的自杀，某种极力麻痹自己，尽速消蚀生命的颓唐，但这样的自杀也好，颓唐也好，骨子里还是一种忍受，一种自戕，并不包含多少对社会的报复。绥惠略夫式的绝望，本身是一种强烈的激情，而鲁迅遇到的虚无感，却是要取消山切激情——包括仇恨的激情。

    其实，早在日本期间，他就已经尝到了这种虚无感。他那样兴致勃勃地筹办《新生》，可外界的阻碍和压迫还没有降临，他们自己便莫名其妙地溃散了：在这时候，他会不会感到某种无以名状的沮丧？虚无感既是对人生意义的否定，它就不是理智所能包容的东西，在许多时候，它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直觉，一种感悟，越是理智无力分析伪事情，越是莫名其妙的挫折，就越容易引发它。鲁迅的悟性本来就高，脑子里又存着部样丰富的阴郁记忆，一旦找不到明确的对象来为《新生》的流产承担责任，用他的话说，他当时是“不知其所以然”，２２他就几乎必然会产生一种深广的幻灭情绪。我在前面说过，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本能，它就像一柄双刃剑，固然能帮助他压制郁情绪，也很容易引他入虚无的心境。几乎每次他对自已的奋斗目标发生怀疑，这怀疑的范围都会迅速地扩大。《新生》流产对是这样，辛亥革命以后是这样，在北京抄砷也是这样，他后来就明确说过，他那时是感到了“未尝经验的无聊。”２３虚光感已经在他心底隐伏了那么久，一旦现在破土而出，它会怎样牟牢地攥住他，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个被虚无感缠住的人，势必会走上随随便便，玩世不恭的道路，他可能放浪形骸，也可能随遇而安，不管取哪一种方式，他关心的都不再是社会，而是自己。鲁迅自然也是这样小一九二六年夏天，有人向他谈及他对青年人的“指导”，他回信说：“这些哲学式的事，我现在不很想它了，近来想做的事，非常之小，仍然是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先前的悲观：有许多就是因为太关心社会和他人，现在转向个人，感觉就大不一样，所以他紧接着又说：“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２４五个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