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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驱逐“鬼气”
住狂躁忿怨的情形,你现在怀抱这个“大时代”的理论,是不是比较能够忍受黑暗,不那么容易绝望了呢?也真亏他想出这么一个对将来的判断,他使用的,其实还是“五四”前那个把“将来”推远去的老法子,但他现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可以用它来填补那看破历史进步论之后的精神空虚,缓解历史虚无主义情绪的重压了。至少,他不再是被现实黑暗震骇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一定还记得,当写《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的时候,鲁迅是多么自信,字里行间,处处进散出先驱者的豪气的。但到“五四”前后,这股豪气却大为减弱,你看他那些随感录,虽还常常以“我”和“我们”的名义发声呐喊,另一种自省自责的情绪,却也在其中悄悄地传布。《狂人日记》的结尾部分,“我”的自责尤其明确,他把自己干脆归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既要呼唤光明,又发现自己身上染着黑暗,到二十年代中叶,他笔下就涌出了这样的情绪:“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消失”,“我终于访惶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8完全是一种“夹在中间”的困惑了。

    我很能够理解他这种困惑。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有个特点,它在骨子里一切照旧,表页上却风波迭起,动荡得非常厉害。这就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社会的变化很大,新陈代谢的水流很急,新的浪潮还来不及扩展,更新的一波又扑面而来。这个错觉对人的影响很大,尤其鲁迅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和信仰都正在变化之中,精神的“定力”相对薄弱,就特别容易受它影响,一觉醒来便以为自己是前卫,再睡一觉又担心自己落伍了。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自然会感受到这股压力,倘说到“五四”前,他的呐喊还能够汇入最急进的潮流,那到二十年代初,已经有另一些更加激烈的呼啸从耳边掠过。他毕竟四十多岁了,在人的生命向来早衰的国度里。这就算是渐人老境了,丰子恺一过三十,便蓄起长须,感叹自己到了人生的“秋天”,鲁迅比他年长十多岁,身体又明显在走下坡路,自然更难免有某种衰老的自觉。他写过一篇极力振作的散文《希望》,却在其中一再咏叹自己的“迟暮”,你当能想象,他这自觉有多么固执。面对那些不但生理上远比他年轻,而且观念也远比他激进的年轻人,他会不会产生某种自惭的感觉呢?

    他似乎应该不会。到二十年代,他已经不再相信直线进化的观念,对一些满脸激烈的青年人,也愈来愈感到不满;年龄的长幼,更和头脑的新旧无关,他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他恰恰又有一块心病,就是那回国以后不断滋长的自我不满,在十四年代中期,这不满几乎发展到了顶点,使他无法再像“五四”的时候那样,骄傲地宣称自己“血液究竟干净”了。因此,再面对那些比自己晚出,似乎更“新”的人事时,他的心理就相当矛盾。一方面,他能够看透其中有一些的分量,是比自己轻得多;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觉地感到自卑心理,大大强化了他那衰老的自觉,将他一步步推进“夹在蹭”的苦恼。他原以为自己必定是属于未来,现在却发现并非如此,自已很可能也不符合未来的标准,要遭受它的拒绝:你想想,这会对他造成多大的打击!在所有引他入虚无感的心理路标当中,自我怀疑的这一支显然是最醒目了。

    以鲁迅当时的情形,要拔掉这一去路标,唯一的方法就是修订原先的自我设计,从那“精神界的斗士”的标准上降下来,另划一道更为切实的基准线。事实上,还在那自我不满开始冒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作这样的修订了。一九一九年他表示,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9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线上的牺牲者,比起十年前的慷慨自负,是更符合实际了。不单在这个时候,就是整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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