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他其实不都是一个牺牲者，一个深刻的悲剧人物吗？但是，他为什么会成为牺牲者呢？是自己愿意还是只能如此？不把这一点想明白，这个新的自我设计还是说不圆。于是到二十年代中期，鲁迅明确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观念。他感慨中国的改革还将继续很多代，说：“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１０一年以后，他又用哲学式的语言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推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予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更由此引出关键性的推论：“当开手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１１他这是找对了路径，人的一切自解之道，精髓就在于寻找必然性。就是再不情愿的事情，只要你能够向自己证明，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你也就会低头去做。鲁迅提出“中间物”的观念，用意正是在论证一种充当牺牲的必然性，既然万事万物，都不过是尽着一份“中间物”的大责，那我现在夹在黑暗和光明之间，甚至有一半还罩在阴影当中，也就无需苦恼，也无可惭愧了。你看，一旦论证出充当牺牲的必然性，先前的自我不满不就可以化解了吗？难怪从二十年代中叶开始，鲁迅对自己有了一连串新的说法。他说自己是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叛逆，１２又说自己甘愿当一块踏脚石，１３后来更将自己比喻成一个抽了鸦片而劝人戒除的醒悟者，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１４这些说法部各有所指，实际的意思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凸现了同一特点，那就是鲁迅开始愿意从“中间物”的立场来理解自己，你甚至不访将它们都看成是他那个“不三不四的作者”的注解。他将自己从先驱者的位置挪到旧营垒和新世界之间，当然是后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这个后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稳了脚。

    鲁迅竭力修订的第三个认识，就是对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看法。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士为万民之首”，还是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都把握笔的人看成社会的栋梁，民众的导师。“五四”一代人深受这些观念的熏陶，自然将自己看得很高。他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发动新文化运动，潜意识里正是以救世者自居。鲁迅也是如此，他在东京的时候那样自信，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他对自己打算扮演的角色——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一抱有极大的崇敬，他相信思想和文学的力量，相信用笔可以撼动社会一但是，到二十年代中期，现实生活的接连不断的教训，已经将他逼到了这个信仰的反面，在一封通信中，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１５从当时的报刊上，他多少了解一些俄国的状况，知道不少曾经热烈赞颂草命的作家，包括叶赛宁那样卓越的诗人，都相继自杀了。１６一旦他把这两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一种更为阴郁的揣测就油然而生：莫非们营垒里要压迫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新世界也同样容不下他们？莫非他们真就像自己描绘的那个影子一样，无论黑暗和光明那一边扩展，都注定了只能沉没？他在这个时候的几乎全部的痛苦，都被这个问号勾起来了。

    这就逼得他要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命运。一九二六年七月他说：“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１７在写于同时的一篇译文的后记中，他又借评论俄国诗人勃洛克，说了同样的话。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确：革命是必然要给知识分子和文艺家造成痛苦的。一九二七年春天，他谈及北洋政府的恐怖统治，又重复他在北京说过的话，“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１８这也是在强调必然性：文学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