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他被“四·一五”事变吓得目瞪口呆：“我恐怖了。”１他并非“清党”的对象，一直到离开广州，都没有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在很大程度上，他是这场事变的局外人。事变后第五天，他写信给朋友：“这里现亦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煮有用十余人，别处我不知道，报上亦不大记载。其实这里本来一点不赤，商人之势力颇大，或者远在北京之上。被捕者盖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这几天放了几个。”２口气平淡，正是一个局外人的态度。一九二七年年底，他又在通信中说：“时事纷坛，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上两个月来，凡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３更是明确以局外人自居了。可是，他为什么要用那样重的词来形容自己？

    其实，“目瞪口呆”也好，“恐怖”也好，都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它们的对象并非是从警车上跳下来的士兵，而是从自己内心涌上来的“鬼气”。一九二七年他到广州，这在他的精神历程上，是一步近于孤注一掷的险棋。他同那“鬼气”已经苦斗了好几年，在北京是节节败退，于是借着与许广平的相爱，跑到厦门重振旗鼓，不料又是站脚不稳，只好再往广州，这里是北伐的起点，也是许广平的居处，为公为私，都是他击退“鬼气”的最后战场了。可是，到广州才几个月，远至“革命”阵营内部的血腥的屠杀，近至：现代评论”派势力在中山大学的伸展，他发现自己还是着着失败，即使有许广平从旁安慰，也还是挡不住种种期望的一一破灭一；他很知道，他对“鬼气”的驱逐是又一次失败了。向希望和乐观攀爬得商手滴血，最后还是～咕嗜滑人绝望和虚宠的深渊，他能“恐怖”吗？

    他的“鬼气”大爆发了。“四．一五”事变刚结束，有一位日本记者访向他、他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是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辞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仅限于在这一点上学习了工农俄罗斯”４。几个月后，他又写道：“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千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故乡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５正因为他是局外人，才会这样来看待国民党的“清党”；也正因为他将这一次的屠杀与历史上的种种屠杀联系到一起，他才整个地厌弃它，就像他厌弃历史上的那些屠杀一样。他初到广州的时候，满口是希望和将来，可你看他对日本记者的谈话，分明是一脸循环论者的神情。在他的词汇当中，“革命”一直是个褒意词，可现在他却把革命看成是变幻无常的残杀，滥杀无辜的借口，甚至把中国革命的历史等同于残酷和吃人的历史——他简直是全面退口在绍兴会馆抄碑的时候了。

    我特别注意一丸二七年七月，他答复一位署名有恒的读者的信，这是他在思想上返回抄碑时候的一份详尽的宣告。他说，他对青年的“妄想”已经破灭，互相残杀的“血的游戏”已经开头，他甚至看不出它会收场：他当初甘心蛰伏，不就是出于这种对将来的严重的绝望么？他又提出一种“醉虾”的说法：“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这不也正是十年他那个“铁屋子”的论断的翻版么？他还发现，他先前的呐喊“其实也是无聊的”，它并不真能够触痛社会和民众，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因为“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６这就更是那“愚民的专制”论的大发挥了。历史，将来，思想启蒙，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