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心中弥漫着那么浓厚的虚无感，又早已经看透中国社会的无望，就是再清楚地发现自己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他也应该是无所谓了吧，对一个本就打算背向社会的人，社会的冷落又算得了什么？可是，鲁迅的情况并非如此。还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刚刚开始造受广州的激进青年的批评，他就在一封给北京的朋友的信中，特别强调他的著作在广州如何畅销：“我所做的东西，买者甚多，前几天涨到照定价加五成，近已卖断。而无书，遂有真笔版之《呐喊》出现，千本以一星期卖完。”９一个真正自信的作家，恐怕是不会这样对人详述著作的销售情况的，越是深信读者对自己的崇拜，他有时候反而要挑剔这种崇拜。你看在北京时，鲁迅不赞成小学课本选收《狂人日记》，说是怕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天真的孩子。他甚至对慕名来访的青年人说，倘若有谁“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１０就正以一种特别的自我挑剔的方式，显示了高度的自信。因此，看到他在广州这样向人报告读者如何喜欢他的书，“我实在是感到悲哀，他也太看重社会对自己的态度了，他似乎承受不了社会的冷淡，一旦敏感到这冷淡的征兆，他就本能地要去寻找证据，来证明社会对自己依然热情。遭受一点“落伍”的批评，都会如此动摇自信，那自己究竟是不是社会变革的局外人，就更会成为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在他租住的那间闷热的西屋内，他一面编《朝花夕拾》，一面又忍不住写道：“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１１四个月之后他又说：“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但遇上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１２这时候，他和许广平的爱情之花正开得鲜艳；就是编《朝花夕拾》这样的回忆文集，从容品味往日的印象，对个人也应该是极富情趣的乐事。可他似乎都视而不见，从笔底流泻出来的，竟是那样痛觉到生命的无用和无聊，饱含悲哀情味的文字，我真不知道许广平当初读到这些，心里会怎么想。也许她能够理解鲁迅，知道在他的心理天平上面，“社会”其实比什么都重，他可以对社会表示绝望，却不能够失去社会对他的敬重，因为他对自己的全部信心，都是建筑在这敬重之上。鲁迅既然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局外人的身份无所谓呢？

    他势必要在心底反复琢磨：“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局外人？我和社会的真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今后该怎么办？……”在他滞留广州的那半年里，甚至他迁进景云里的新居之后，他的思绪大概都很难离开这些问题。他并没有明自对人说过，他究竟是怎样想的，但他到上海之后，接连去几所大学作演讲，题目是《关于知识阶级》，《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文学与社会》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单从这些题目就可以看出，他这琢磨的思路和轮廓，大致是怎样的了。概括起来，他这些演讲主要说了四个意思。第一，知识分子和文艺家的特性是敏感，“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除此之外，他们并无实际的力量，“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绝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第二，惟其敏感，要说话，知识分子和文艺家必然会与统治者和政治家发生冲突，“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第三，既然有这样的特性，又为当权的政治家所厌恶，那就无论在什么社会，知识分子和文艺家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