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要痛苦，要遭难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足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指北伐军]已经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第四，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和文艺家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他们可以使社会热闹起来，“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喜欢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１３

    我这样一条一条地复述鲁迅的意见，心里实在是很难过，这都是些什么样的说法：为了缓解局外人的沮丧，他不借将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一贬到底，将他们的悲惨说到极处，这看上去像是理智的分析，其实包裹着多么强烈的愤激！和三年前提出“中间物”的说法一样，他下意识里还是求助于“必然性”：你本来就只能是局外人，社会本来就不会尊重你，这一切都是必然的事情；你又何必耿耿于怀呢？在另一处地方，他甚至从知识分子的必然的碰壁里，引申出他们的新价值：“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赛宁和棱波里是无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实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１４立论如此曲折，竟至于将知识分子被社会变革的残酷现实所吞噬，也说成是对这变革的介入，为消除那局外人的沮丧，他实在是尽了全力。但这并没有多大的效用。三年前他对自己说，你必然是个牺牲者，因为牺牲本身有正面的意义，他这自辟就能有效果；现在他又对自己说，你必然是个受冷落者，碰钉子者，可无论受冷落也好，碰钉子也好，本身都是很可怜的事情，这就等于说，你必然是个可怜的人，这样的自辟怎么会有用呢？他是为了自我辟解才重新解释知识分子的命运，可到头来，这样的解释只会更加重他的沮丧和消沉。直到一九二九年春末，他在北京对大学生演讲，仍然从“打倒知识阶级”的话题开始，仍然反复讲“巨大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１５就说明他还是陷入这些问题里，先前的答案都不管用。

    像自己这样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残酷叵测的社会中究竟有什么用？他恐怕是再也不可能把这个深刻的惶惑逐出心底了。

    整个的生存意义都成了疑问，剩下的就只有眼睛看得见。两手摸得着的物质生活了。一九二七年夏天，鲁迅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说：“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人’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又说他自己：“我已经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１６从先秦时代起，中国士人便有“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夫子这一句名言，成为几千年来自居君子之位的士人的立身信条。到了鲁迅那一代人，脑筋虽然开通得多，不会再那样轻贬实际的物质利益，但把精神追求放在物质利益之上，依然是普遍的处世原则。固此，倘若他们公开宣称妄“积下几个钱”，那总是因为对精神的价值发生了怀疑。连知识分子的价值都找不到了，那又何必太拘束，徒然苦了自己呢、于是鲁迅明明在四月份就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已经搬出了大学，却依然收下学校当局送来的五月份的薪水，并且对朋友说：“中大送五月份的薪水来，其中自然含有一点意思。但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