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０一九三六年九月，两位年轻的日本姑娘慕名去拜访他，他更不由自主地显出特别热烈的愉快和欢迎，直到许广平递给他体温表，他拿着往嘴里送的时候，还在不停他说话；她们起身告辞了，他却一再挽留，还说要送杂志给她们——我简直能够想象出他当时的殷切的神情，在那背后，正隐藏着对于孤独寂寞的深深的恐惧。

    付出了蛰居囚笼式的生活代价，却换来比当年在绍兴会馆更加难捱的孤独和寂寞，当夜深人静，独坐桌前的时候，他会怎样想呢？一九三五年秋天，他吟出了这样一首诗：“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３１身外是肃杀和萧瑟，心中是无可归依的惶惑，星斗已经西斜了，却还听不到报晓的鸡啼，他是深深陷在一种前途渺茫，身心疲惫的沮丧情绪了。也就在写这首诗的同时，他对一位日本朋友说：“近来不知是由于压迫加剧，生活困难，还是年岁增长，体力衰退之故，总觉得比过去烦忙而无趣。四五年前的悠闲生活，回忆起来，有如梦境。”３２他所说的“四五年前”，就是指三十年代初，他当时正经历严重的精神危机，也已经遭遇了一连串不愉快的刺激，心里其实是惶惑不安的。但是，他毕竟还没有过深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无论外出还是居家，心境都要比现在从容得多；客厅里又经常是高朋满座，儿子则刚刚出生，正以无保留的天真使他初尝为父的欢愉，生活确实称得上是悠闲。因此，当他现在被各种寂寞、紧张、“横站”和索居的痛苦团团围住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将那时的生活称为“梦境”，就十分自然了。他晚年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当初是绝没有想到的；惟其没有想到，一旦看清自己的现状是如此尴尬，如此无趣，就本能地会后悔，会觉得无聊，太不值得。一个人怀疑自己走错了路，就会不自觉地往回望，他的怀疑心越重，返回起点的冲动就越强，我觉得，鲁迅那“有如梦境”的叹息，是将他对自己这些年处世选择的隐约的后悔之情，相当触目地表现出来了。

    不能再维持先前那样的奋斗者的心态，鲁迅的处世方式自然会有所改变。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他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再像三十年代初那样卖力地冲锋呐喊了。他自己说：“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这新经验是什么呢？“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我倒没有什么灰心，……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３３非但不愿意再傻乎乎地一个人打头阵，而且也不愿意再像先前那样认真，一意要与对手决出胜负：“若专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３４似乎是明确要改变老脾气，洒脱一下了。

    不再一味呐喊，那做什么呢？他能做的，无非还是那两样：或者写，或者做研究。其实，自到上海以后，他一直都想再捡起这两件事。就在最热烈地鼓吹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他对自己那并非无产阶级的创作，也始终抱有信心。一九三一年他说：“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３５两年以后，他又借恩格斯的话，强调非无产阶级的暴露文学对于“现在的中国”的意义。３６所以，他一面换着笔名写杂文，一面却暗自盘算着写，不但写短篇，还要写中篇，到了一九三三年，他更两次向别人谈及自己的创作计划，似乎连大致的提纲都已经拟就。越是看出了自己的境巡的尴尬，在杂文和之间，他内心的砝码就越会向后者倾斜。你看一九三四年十月，他替自己的写杂文辩护，说了一大通理由，最后去。长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