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横站”
海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接二连三地攻击他。倘借用当时那“京派”、“海派”的名称,你可以说他正是背靠“海派”,一径向着“京派”开火。可是,他这个姿态很快就变了。一九三二年冬天他从北京写情给许广平,对京沪两地文人的评价就几乎翻了个个:“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颇欢畅,殊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脸不相识也。”24半年以后更忿忿他说:“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25掷向“海派”文人的愤怒,是明显超过了对“京派”的不满。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不但和周扬那些人越闹越僵,与别的人也屡起冲突。譬如为了办《译文》,就和生活书店的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到一九三六年,“左联”解散以后,他又对傅东华、王统照这样一些态度相当温和的作家,甚至对茅盾,也渐生不满,在给朋友的私人通信中,就屡次用严厉的口气,将他们和周扬排在一起,依次批评过来。说起来,邹韬奋们也好,王统照们也好,可以说是文学和文化界中,除共产党之外,在社会政治立场上与他最接近的人,他对他们都心存疑虑,也就很难再找到别的同道了。不但常常怒视周围的文人,他对青年的态度,也和几年前明显不同。先前对廖立峨那样的人,他是那样宽:容,可现在呢,遇见向他求助的青年,倘若口气过分一些,他就会直言拒绝,措辞还相当不客气。连对关系相当。密切的青年朋友,只要有了不满,也会给他看严厉的面色。譬如叶紫,就因为问鲁迅为什么不给他回信,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现在特地声明:我的病确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不但叫我外出,令我算账。不能照办,就是无关紧要的回信,也不写了。”26他甚至断言:“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舔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27他这是说得非常坦率,文人也好,青年也好,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心力,再继续像先前那样信任他们了。
自从一九三0年五月迁出景云里,鲁迅一直过着一种半禁闭的生活。他没有离开过上海一步。有一次,朋友劝他换个地方疗养身体,他竟声调激越地反问:“什么地方好去疗养?!”28活现出一股困兽般的烦燥。就是在上海、他的生活范围也很狭窄。除了去居处附近的内山书店,他平常很少出门。也极少去公园或别的什么地方游玩,他家附近就是虹口公园,却一次也没有去过。有时间在夜间出门看一场电影,便是重大的消遣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坐在写字台边写,就是躺在藤靠椅上看,文字几乎成了他朝夕相对的唯一伴侣。请想一想,像他那样从小就性情活泼的人,就是再喜欢案头生涯,要他老是过这样一种生活,也势必要觉得憋气吧。他当然可以自我譬解,说这是为了社会和文学的进步,必然要付的一种代价,但是,惟其如此,同一营垒中的关怀,文学界中的朋友的情谊,青年一代的热烈的关注,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是对他的精神的补偿,是对他的牺牲价值的证明。可是,他实际收获的,偏偏是孤独和寂寞。他同辈的老朋友,除了极个别的人,大部与他疏远了;年轻的朋友中,也少有真让他放心的人。虽然不断地总还有人去找他,他却看得很清楚,他们多半是有求于他。那种与知心友朋品茗饮酒,率性而谈的热烈气氛,他是难得再亲身浸润了。他忍不住向人叹息:“向来索居,近则朋友愈少了,真觉得寂寞。”29偶尔有东京时代的老朋友来访,他更是免不了抓住他诉苦,详细叙说独战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