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非，或针砭锢弊，写得也颇犀利。其中最能体现他高中时代的社会思想的，是１９２７年４月在《南中周刊》第２０期上，以万家宝的名字发表的题为《杂感》的三则杂文。这时，他已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这篇《杂感》确如郁达夫所曾希望于他们的，对恶势力的攻击持着“正大的态度”，它的“骂人”也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在三则杂文前面，有一段序言，颇能看出曹禺当时的某些思想态度。他是这样写的：将那闪电似的，奔流似的，憧憬的情趣，以及由各种现象而产生的心境，它只有天才能为之解释。同时一般庸流复可感触得到的，蓦地把它提到字块里，无目的地把它写出，无意义地映在痴人的脑海里，这或是“杂感”的真义吧？

    “这个人癫头癫脑，一肚子鬼话。”我们常对人这样批评。由这句话，总可逆料此人不会说“人话”的，甚至所谓“人话”反根本不晓，因为人非鬼，为人而云鬼语，则怪异可知。实在癫气十足的癫子，鬼话不能讲，人话反而不少。果尽量感受其味格，他的话里头当发现孕含着不灭的创造性；他的思想常变化流动，永进不息，显现他在彻底地思索面前的事物，不为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扰而变动他的观念。他的生活欲求极端兴旺，他的感想无在不可施展，他所见是正确社会的面影，因是他的“鬼话”便长泻不息。由这出发点讲出的“鬼话”便是杂感的完成。

    从这一段今天看来依然充满热忱的议论来看，他对“杂感”的解释还是有它的独到见地。的确，在那个社会中，能讲“鬼话”倒是能道出“正确的社会面影”。特别是作为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所追求的是在事物面前的“彻底地思索”，是“发现”事物中“孕含着不灭的创造性”，是“不为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扰而变动他的观念”的独立不倚的精神。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紧接着他在这个短序中又写到：转到自己，假若生命力犹存在躯壳里，动脉还不止地跳跃着的时候，种种社会的漏洞，我们将不平平庸庸地让它过去。我们将避去凝固和停滞，放弃妥协和降伏，且在疲弊困惫中要为社会夺得自由和解放吧。怀着这样同一的思路：先觉的改造者委身于社会的战场。断然地与俗众积极地挑战；文学的天才绚烂地造出他们的武具，以诗、剧、说部向一切因袭的心营攻击。他们组成突进不止的冲突与反抗，形成日后一切的辉煌。然而种种最初的动机，不过是那服从于权威，束缚于因袭畸形社会的压制下而生的苦闷懊恼中，显意识地或潜意识地，影响了自己的心地所发生杂乱无章的感想。那种纷复的情趣同境地是我们生活的阴萌，它复为一切动机的原动力，形成大的小的一些事业。

    这段话，可把它当作曹禺最初的战斗的创作宣言来看。在他热情而蓬勃的年轻生命里，跃动着对“社会的漏洞”进行不懈攻击的理想，摒弃平庸，决不妥协，“为社会夺取自由和解放”。他把文学作为“向一切因袭的心营攻击”的“武具”。他多么羡慕那些文学天才和先觉的改造者！他又多么希望因此而在文学上“形成日后的一切辉煌”！这大概是他的审美理想吧！由这些话，我们也不会再感到他２３岁能写出《雷雨》是偶然的了。

    他接着又对古老的文明开炮了：不过在我们这“礼义之邦”，这种文字却常与狗吠一般地无价值。因为它藏着破坏、爆发、攻击，同一切跳出所谓“圈子外”的危险性。我华夏民族酷嗜和平，淡泊潇洒；一日和尚一日钟。过足烟瘾，横在热炕上晕谈一阵。哼，我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古有明训”。有长远历史的国度的百姓，岂能随随便便干这些没头没尾的把戏！

    记得某校刊登什么捞什子的杂感，一句不重要的话冒犯校中的某当局，于是即时一道命令，斥以“侮辱师长”，训令那位编辑先生“下野”、“回里”（这是两件事：一面革职，一面挂牌）。同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