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职员建议停止校刊，当时即将编辑部解散。有人说教育家（？）对于激烈的份子只有这种办法。这个？也许吧！

    不过在这刊物（按：即指《南开周刊》），请放心。同学们尽可发挥个人的意见，不顾忌地陈说自己对于环境的不满（当然，向猥亵的社会攻击更是我们青年的精神）。只要自己能踢开利害的计算，不伪不饰地吐露内心的不快，冷静的态度可，幽默（ｈｏｍｏｒ）的亦可，我料南开当局绝对予以赞助的。因为假使所感诚为我们这个圈内的错误，一手掩不住天下的人，这无须隐瞒。教育不是妓女，不应修饰外面为游客看的；假若原来的思索在未写以前已是错误，那么，诚恳的教育家应以怜悯的态度谅解这种学生，并且希望他在刊物上发表，对症下药，顺便给我们以公开的商榷、讨论和指点。

    这样一篇富于思想而又具有战斗精神的文字，出自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已透露出他的才华、他的见地、他对社会的态度、他对文学崇高使命的追求。

    《杂感》于序文后列出三个小题目，一是《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的态度》；二是《“文凭同教育救国”》；三是《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供给和需要》）。在《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的态度》一文中，他嘲讽了一位教授屈从于“洋权威“的恶劣态度。这位教授在讲台上“大讲其理”，说什么“……好了，外国人有金钱有强势，犹以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反不自量力，不以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的态度向他们，这不是自找苦吃么？”作者援引这个事例后指出，这种以“他们的‘主人’如何，他们亦如何”的说法，貌似有理，但却是“他们全屈服于洋权威”的荒谬逻辑。在《“文凭同教育救国”》中，他讽刺了一面学生在考试时作弊，一面校长在每次开学和毕业典礼时讲着“教育救国”的现象，他以为这不过是领得一个自欺欺人的“‘教育救国’的执照”罢了。《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一文也是讽刺得颇为辛辣的。此文先提出“需要多供给，少则市价涨”的一般道理，然后引出一个学生发问说：“上次北京猪仔奇贵，是不是供给少于需要的原故”。答曰：是这个道理。然后笔锋一转，指向一种社会现象，即“做太太确是一件难事”，有些人选“太太”，必定是“英语精通，满身洋气”，“要洋气非游外国不可”，这样大学毕业的女学生都得落选。要入选，那就得“读洋书，做女留学生”。文章最后说：“上面是能阐明Ｓｕｐｐｌｙ（需要）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供给）的原理，当然这比买卖猪仔有趣多了。”这则杂感不能说十分深刻，但却具有一种令人发笑的喜剧性，其中对曹锟搞的“猪仔议会”暗含讥讽。

    从这篇《杂感》已可看出家宝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他那血性方刚的热烈情性已表现出来，而他的父亲是不可能理解他这个儿子的。

    家宝还有另外的一种精神探索。他那少年时代就萌生起来的忧郁苦闷，那种孤独寂寞之感，不仅早在他内心激荡着不息的情感波澜，同时也使他在思索人生，他内心的精神生活是有着一个天地的。其内容不单是苦恼和伤感，也有对生活的思索和憧憬。他这种富于浪漫色彩的个性，使之对诗有一种特殊的追求。他在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写诗，并且用诗当作了他达情的工具。

    他写过《今宵酒醒何处》后，就不再写了，而是写一些小诗。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他在《庸报》副刊《玄背》第１３期上发表了《短诗二首》：林中

    晚风吹雨，点点滴滴，正晴时，闻归雁嘹唳。

    眼前黄叶复自落，

    遥望，

    不堪攀折，

    烟柳一痕低。

    “菊”，“酒”，“西风”，黄黄白白与红红，摘取花枝共一丛。

    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