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的。②杨善荃是这样回忆他和曹禺的友谊的：是张彭春把曹禺培养出来的。张彭春对戏剧有研究，在南开大学开过戏剧班，这个班上有曹禺。曹禺的戏受易卜生影响，也受希腊悲剧的影响。他未写戏之前，是搞了调查的，学习人物的语言是下了功夫的。《雷雨》的背景材料，可能来自他熟悉的一些家庭，还有他自己的家庭。他的戏剧语言，恐怕在中国要数他了。我比他年长，高两三个年级，我那时很喜欢曹禺的才能，看他演戏演得那么好，我的书比较多，我就把我收藏的外国戏剧的书都借给他看，他还跟我学英文。①

    曹禺很怀念这位老大哥。的确，他曾给了他许多的鼓励和帮助。

    在曹禺的大学生活中，演戏和钻研戏剧依然占据着主要地位。张彭春总是抓他排戏演戏。《娜拉》公演时，他已经在南大读书了。紧接着便又参加《争强》的改编和演出了。为迎接１９２９年的校庆，张彭春准备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搬上舞台。那时，有了郭沫若的译本，但是，作为演出本还有距离，张彭春就把改编任务交给了曹禺，师生合作。由此，也可见老师对他是越来越赏识、越信赖了。此剧仍由张彭春执导，不过曹禺再不扮演女角了。他这次承担的角色是董事长安敦一，张平群扮演矿工领导人罗大为。《争强》的改编，对曹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第一次改编就是一部写劳资矛盾的戏，这对他后来的创作很有影响。当《争强》的舞台演出本由南开新剧团于１９３０年出版时，曹禺写了《〈争强〉序》，其中可看出他当时的一些思想和艺术见解。他说：《争强》（Ｓｔｒｉｆｅ）是晚近社会问题剧的名著。著者高尔斯华绥（Ｊｏ－ｈｎＧｕｌｓｗｏｒｔｎｙ）的性格素来敦厚朴实，写起剧来也严明公正。在这篇剧内他用极冷静的态度来分析劳资间的冲突，不偏袒，不夸张，不染一丝个人的色彩，老老实实地把双方争点叙述出来，决没有近世所谓的“宣传剧”的气味。全篇由首至尾寻不出一点摇旗呐喊，生硬地把“戏”卖给“宣传政见”的地方。我们不能拿戏中某人的议论当作著者个人的见解，也不应以全剧收尾的结构——工人复工，劳资妥协——作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作者写的是“戏”，他在剧内尽管对现在社会制度不满，对下层阶级表深切的同情，他在观众面前并不负解答他所提出的问题的责任的。

    特别是他对安敦一和罗大为的性格和悲剧的理解。他以为安敦一和罗大为是“一对强悍的人物”，“全剧兴趣就系在这一对强悍意志的争执上”。他认为安敦一是“一位有骨气的老先生”，而罗大为作为罢工领袖有“火一般的性格，也保持不妥协的精神”。这两个人“都是理智魄力胜于目前一时的情感，为了自己的理想，肯抛开一切个人的计算的。安敦一说得好，‘让工人一步，工人就会要求十步’。对工人有怯弱的退让，在他看来结果只能‘毁坏大家’，并且‘毁坏工人们自己’。他一向抱定团体内应当‘有主脑，有服从’。现在他们团体出了罢工反抗的事情，他当然是不让步。罗大为呢，他自己受过厂方苛刻的待遇，他说他认得资本，资本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妖怪。这东西一日不铲除，一日工人便没有幸福。他对工人们喊着：‘为你们子孙计，你们也要奋斗到底！’所以他当然也不让步。”基于这种理解，他认为结局是悲剧性。他这样说：然而结果，二人都过于倔强，他们的意见都没有实现；一个女人白白做牺牲，两个头脑也徒然被人推倒。大概弱者的悲剧都归功于他太怯弱，受不住环境的折磨或内心的纠纷，强者的悲剧多半归咎在过于倔强，不能顺应环境的变迁。两个都是一场凄惨的结果，而后者更来得庄严，更引起观众崇高的情感。此剧最后，当安敦一颤巍巍地向罗大为走来，对他说：“我们两个都是受伤的人！”，叫着“朋友”把手伸去，罗大为“由敌视而变成惊异，二人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