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顾同学们从她的身边跑进跑出，直到上课的铃声响完，她才最后一个转身进入教室。①王淑住在保定城内白衣庵巷的一个大杂院里，家里只有一个寡居的母亲，日子过得很艰难。孙犁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家境应该划入城市贫民。不知她的祖上是否阔气过，像她家那样的城市贫民，总要照顾一下生活的体面。因此，王淑在家也许吃不饱，但出门时，还是有一件能够展示她的少女丰姿的像样的衣服。如果是冬天，还有一条宽大漂亮的毛线围巾，披在她的小巧、浑圆的肩上。不只是王淑，这在那时任何一个像她这样家境的女孩子，都会采取的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眼病，王淑后来住进了外国人开办的思罗医院，这时孙犁才又知道，她家原来是教民。童年时和他一起挖野菜的盼儿及其一家入教的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尚深，他当然明白，王淑家里入教，也是为了得到生活上的救济。他到医院去看望了她：

    ……她用纱布包裹着双眼，像捉迷藏一样。她母亲看见我，就到外边买东西去了。在那间小房子里，王淑对我说了情意深长的话。医院的人来叫她去换药，我也告辞，她走到医院大楼的门口，回过身来，背靠着墙，向我的方位站了一会。①这是我们知道的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王淑蒙着双眼，并看不见他；但当告别时，她那背靠着墙向来客的方位伫立的姿态，一定给孙犁留下了“望眼欲穿”的印象吧？故事还没有完，还有剪不断的情思，这些就都变成了信：我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我的信写得都很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她家生活很困难，我有时还在信里给她附一些寄回信的邮票。但她常常接不到我寄给她的信，却常常听到邮递员对她说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并不了解她的家庭，我曾几次在那个大杂院的门口徘徊，终于没有进去。我也曾到邮政局的无法投递的信柜里去寻找，也见不到失落的信件。我估计一定是邮递员搞的鬼。我忘记我给她写了多少封信，信里尽倾诉了什么感情。她也不会保存这些信。至于她的命运，她的生存，已经过去五十年，就更难推测了。①“九·一八”事变后，大敌当前，国运危殆，忧国忧民的青年男女们，自己也前程未卜，命途多舛。所以，这场恋爱便只酿成了一个无花果。

    孙犁自己也说，这是“30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②。不过，关于这段故事，还有些余波，也一并记在这里：一是王淑的母亲曾到育德中学找过孙犁一次。想来这位寡居的老母，也曾希望为女儿的终身大事起些促成作用吧。再就是1936年，当孙犁在同口教书的时候，他的同事侯士珍（河北省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给他看一张保定出的小报，上面登载：王淑随一军官离家潜逃，后来在舟中被人追回。看了这个消息，孙犁惘然无对……但对王淑，就是到了晚年，他在担心的同时，也仍然做着好梦，为她祝福，也为使自己感到欣慰：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种苦雨愁城，枯柳败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扫而光。①

    但愿如此吧。

    天作之合

    上面谈的那个“无花果”的故事，全部是孙犁自己向读者的“交心”材料。其实，他在1929年还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

    他是先此两年即1927年订婚的，女方是本县黄城人，姓王。那不是一个浪漫故事。说起来也有些“奇”，至少是“天缘凑巧”了。

    算起来，订婚那年，“她”——旧时农村妇女没有名字，我们就这样称呼了——是十七或十八周岁，长孙犁三、四岁，正合乎“女大三，抱金砖”的老习惯。是一个夏季的下雨天，黄城村东方向走来两个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