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苦雨愁城
村,而且大都是革命的书籍。这个印刷厂在传播革命的种子上,是有些功绩的。”①
当然,在那一时期,也有一些挂羊头、实狗肉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书,使青年人常常上当。有些杂志,不只名字诱人,封面也用红色,显得非常革命,里面也常引用马列主义的字句,而实际是反马列主义的。但这毕竟是螳臂挡车,无济于事,青年人还是从比较中增长了鉴别力。至于孙犁,他在这方面是得到鲁迅文章的许多帮助的,因为鲁迅先生经常揭露这些貌似革命或伪装马列的骗子手。
孙犁也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驱者们的著作,如《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冯文炳)的、散文,还有一些英、法和印度作家泰戈尔的作品。英文方面,他读过《林肯传》、《泰西五十轶事》、《伊索寓言》、《英文短篇选》、《莎氏乐府本事》。不过,这些主要是做为正课来学习的,在高中时,他开始攻读英语,曾获得“佳评”。
遵循着他在当时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后来他就专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了。
他是在一些左翼理论著作的提示下去阅读苏联新兴的文学作品的。他最初读的是曹靖华翻译的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和爱伦堡的《烟袋》。“拉甫列淫夫的简洁的叙事诗的风格和草原的热风一样的感人的力量,使我非常爱好。爱伦堡的短篇《烟袋》所包含的强烈的、真实的革命的激情,震动了我,我一直保存这本书,直到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把它遗失在战场上了。”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追求这些东西。后来他还告诉一些青年作家:要多读一些合乎自己的艺术气质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原来这也是他的起点,他从中学时代就积累起这方面的经验了。
他也很喜爱聂维洛夫的作品。聂维洛夫是苏联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多写农村故事,孙犁对他的短篇《一个女布尔什维克》有很深的印象,在《文艺学习》这本书里,用很长的篇幅向读者做过介绍:十月革命前,善良的玛利亚一直受丈夫摆布,连丈夫捏她拧她,她也只是用微笑回答。布尔什维克来了,她开始觉醒,后来被选进了村苏维埃,丈夫要求离婚,她一摆手就答应了。哥萨克兵进入村子,玛利亚转移到外村工作,传说有人在别的村子里看到过她,又说也许不是她,因为革命后这样的女人已经很多了。“情节、对话、叙述、描写、结尾,全是讲故事的样子,一切单纯、一切统一。”“故事在十月革命发生,作者根据那个时期乡间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动态和节奏,制成他的文章。”①在这里,读者又一次看到,成为他后来的创作风格的那些因素,在他中学时代的阅读兴趣里就已经体现和孕育着了。
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自从1930年1月起,在左联刊物《萌芽》月刊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后来他买到一本翻印本,还想得到一本1931年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的原版印本,但未能如愿。这在手头不算宽裕、而历来又持身俭朴的他,只有用求知若渴来解释了。文化史和文字语言学方面的书,他也读了不少,如:《中国文化史》(杨东莼)、《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白话文学史》(胡适)、《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修辞学发凡》(陈望道)、《词诠》(杨树达)、《名学纲要》(穆勒),以及日本汉学家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等等。这些书,都出于一代名家之手,差不多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以此而论,做为中学生的孙犁,确实做到“取法乎上”了。
他那时读书的视野也相当宽广,连吴稚晖、梁漱溟谈人生观、宇宙观方面的书,也没有忽略。不仅如此,就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如《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等,他也读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