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平时对我还算客气，这一是因为我年事较长，不与人争；二是因为我到社不久，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得到铅印，自己作品，封面上却写上集体创作，他以为我还算虚心，有可取之处。那时，因为伙食油水少，这位科长尤其嘴馋，我们在业余之暇，常到村外小河芦苇深处，掏些小沙鱼，回来用茶缸煮煮吃……每次掏鱼，他都是站在干岸上，很少下水，而且不断指少划脚，嘴里不三不四，使人生厌，兴趣索然。①

    孙犁和他同睡老乡家一条乌黑发亮的土炕，不但没有枕、褥，连一张炕席也没有。孙犁常失眠，有时半夜趁着月光，看见他也睁大两眼，想着心事。原来他正在和社里一位胖胖的女同志偷谈恋爱。后来他们终于结婚，一同调去平北游击区工作。在一个星期六，他骑马去接妻子，路上与敌遭遇，中弹牺牲。听到他的死讯，孙犁深为惋惜。

    孙犁在通讯指导科的工作，是每天给各地通讯员写信、联系，写信多时可达七、八十封。他并且很快编写出一本小册子，题为《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即上面讲到的那本署名“集体创作”的书。可惜后来此书失存。

    孙犁清楚地记得，在那些年代，“我们培养出大最的优秀的通讯员和记者，也牺牲了很多年华正茂、奋发有为的同志。在通讯员中间，并出现了不少诗人、作家，出现了不少新闻工作的骨干。”他说：在这一时期，四方多难，大业始创，我们的党，在制定每一项政策时，都是非常谨慎的。政策是很鲜明实际的，与群众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每一名记者，都时时刻刻生活在群众之间，为群众工作；群众也时时刻刻关心他，帮助他，保护他，向他倾诉心曲。因此，在这一时期，新闻也好，通讯也好，特写也好，都不存在什么虚构的问题，其中更没有谎言。

    战争年代的通讯，可以说是马上打天下的通讯。

    是战斗的，真实的，朴素的，可以取信当世，并可传之子孙的。①

    孙犁也当过记者，但是，却不很成功。

    在分到晋察冀通讯社的这年冬季，他到雁北进行了一次采访。这时机关已转移到平阳附近的三将台——一个处于高山坡上、面临一条河滩的十几户人家的村子。他从这里动身，同行者还有董、夏两位。夏似乎是党员，社长虽未说明由他负责，孙犁揣情度势，认为他在三人之中更被信任。雁门关以北统称雁北地区，那里冰天雪地，春风不度，大雁也不往那儿飞。出发时，他们每人发了一套短小而不可体的中式土布棉装，特别是孙犁，因为个子高，穿上这套棉袄裤，手腕和脚腕，都有很大部位暴露着。另有一顶毡帽，形似未充气的皮球，剪开一半，翻过来却可以护耳。此外，腰间缠上一根布带，——这样一来，上装更有捉襟见肘之虞，但可以更有效地抵御雁北的风寒。何况，和当地农民比较，这已经是很优越的装束了。

    去雁北的路很难走，他们又多走僻路，爬山涉水不用说，有时还要从只有走兽才能攀援、穿过的山峰中，相互提拉而过。这样走了几天，终于到了雁北行署所在地。行署所辖范围，主要是应县、繁峙一带。行署主任王斐然，正是孙犁在育德中学时的图书管理员，他是大革命失败后到育德任职的，那时他整天穿一件不很干净的蓝布长衫，行路、举止显得蹒跚而潦倒。现在可是意气风发、一改旧观了。

    这时王震的部队正在雁北活动，他和老茧做了一些日子的随军记者。孙犁跟随一个团活动，团政治部主任，每餐都把饭盒里的菜分一些给孙犁。那些年，他经常遇到这样年轻好客的指挥员。一次部队集合，山下朔风呼啸，老董把自己穿的日本黄呢军大衣脱下，让孙犁穿上，这件事也使他感到了战斗伙伴的关怀和温暖。

    敌人很重视雁北，屡次“扫荡”。当敌人故伎重演时，孙犁回到行署，他有些依赖思想，就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