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大道上，两旁都是荆子地，孙犁倒在里面了。

    抗战胜利后，孙犁见到陈国栋，问他：“那次在大陈村，你在房上吗？”

    “在！”斩钉截铁般地回答。

    “在，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黑灯瞎火，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你哥哥的声音，你也听不出来吗？”

    “兵慌马乱，听不出来。”

    “唉！”孙犁苦笑了一下，“你和我们演了一出古城会！”抗战爆发后，这是他遇到的第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

    阜平纪事

    “古城会”以后，他们连夜往深南赶，天亮时在一个村庄前面遇到了八路军哨兵，找到了他们所要去的一分区，会见了一分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深县县长。县长交给他们一台收音机，叫他们每天收听和油印一些新闻。从此，他们就驮着这台收音机打游击，夜晚在老乡的土炕上工作。有时抄完新闻，老陈睡下，孙犁喜欢调低声音，收听一段京戏。这时老陈总要劝诫他“节用电池”。其实，那时我方还没有电台，收听到的国民党电台播出的消息，参考价值不大。孙犁明白，上级交给的这台收音机，不过是叫他们负责保管，不一定为了收、编新闻。

    在深南隐蔽了一段时间，冀中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善閛纪年〉摘抄》里过这样一段话：“曾冒险回家，人扫荡我村刚刚走，我先在店子头表姐家稍停留，夜晚到家睡下，又闻枪声，乃同妻子到一堂伯家躲避。这一夜，本村孙山源被绑出枪毙，孙为前县教育局长，随张荫梧南逃，近又北来活动。”①总之，冀中区的形势变得严酷起来了，1939年春天，他和老陈奉命越过平汉路，到路西的山地去工作。

    此举是王林来深县传达的黄敬的命令。去路西之前，除开了组织介绍信，王林又以某地委书记的名义，给黄敬写了一封私函，详细说明孙犁在冀中区工作的情况，言词间颇带赞扬、推重之意。孙犁那时还没入党，迂挚地认为，“既是抗日工作，人人有份，何必做私人介绍？又没有盖章，是否合适？”②在路上，他把信扔了。

    夜晚过路时，遇上了大雨，雨中爬了一夜的山。妻子亲手缝制的平原人家的布鞋底，穿了两个大洞。过路后，见到育德中学的同学刘炳彦，他比孙犁低一个年级，原来也是文学爱好者，战争改变了他的道路，他拿起枪来，成了一名骁勇善战的团长。现在，他送了孙犁一支银白色的手枪。

    到了晋察冀边区机关所在地的阜平，负责组织工作的刘仁，骑马来到他们的驻地。经过分别谈话，老陈很快有了工作，而他却住在招待所，迟迟不得分配。他每天爬上山头，东迎朝霞，西送落日，很有些惆怅之感。后来黄敬从冀中区来到路西，刘仁问明情况，才分他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从此，他明白了介绍信的重要性，“参加革命工作，并非像上说的，一进来，就大碗酒、大块肉，论套穿衣服，论秤分金银，还有组织审查这一道手续。”③孙犁看到，党的领导部门非常重视新闻报道工作。抗战开始不久，各根据地就办起报纸，成立了通讯社。晋察冀通讯社是1938年冬季成立的，各分区成立了分社，各县、区宣传部门，设有通讯干事。

    晋察冀通讯社驻阜平城南庄，主任刘平，身材不高，好抽烟斗，温文尔雅，能写当时胡风体的文艺论文，据说刚从北平出狱不久。孙犁分在通讯指导科，科长姓罗，宁波人，学生出身，后从抗大毕业，孙犁对他的印象，却极其不佳：此人带有很大的洋场恶少成分，为人专横跋扈，记得一些革命和文艺的时髦名词，好给人戴大帽子。

    记得在边区记者协会成立时，我忘记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就说是周作人的理论。这种形左实右的人，在那时还真遇到不少，因为都是青年人，我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