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能打胜仗的将军。乡亲们虽然闹不清将军到底是谁，可是他们知道：这一准是真正老牌的八路过来了。

    一开始就是紧张的行军。春儿还没经历过这样的行军，行军是从每天黄昏开始……

    深夜里，春儿看见过那骑在马上的将军。他们有时停在村庄的边缘，从马上跳下来，掩遮着一个微小的光亮，察看地图和指示向导……有时他们闪在一旁，让队伍通过，轻声安慰和鼓励着每一个人。

    到了宿营地点，战士们都睡下的时候，他们又研究敌情，决定行程。①

    这里写的行军生活，正是孙犁经历的那次行军生活。“这次行军，对于冀中区全体军民，都是一次大练兵，教给我们在敌人后方和敌人作战的方法。特别是对冀中年轻的子弟兵，是一种难得的宝贵的言传身教。”②孙犁说过，抗战期间他练出了两个本领：一是面对几百人，不用扩音器，大声讲课的本领；一是徒步行军的本领。“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以后的解放战争期间，因为职务和级别，我始终也没有机会得到一匹马。我也不羡慕骑马的人，在不能称为千山万水，也有千水百山的征途上，我练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功夫，多么黑的天，多么崎岖的路，我也很少跌跤。”③这是真的，就是在他的晚年，只要看看那双有力的长腿支撑着的瘦而结实的腰板，仍然给人一种硬朗的感觉。记得是70年代末，他对笔者说，他每天早晨还要在多伦道216号大院里跑跑步。那当然是慢跑，“所谓跑，就是使身体颤起来。”他说。但是，只要能使身体“颤”

    起来，那也就是跑的动作了。而那时，他已年近七旬。

    且说他在抗战初期的游击生活吧。前面提过，他不是当了一两天的车子队长吗？这个队长，是冀中抗联主任史立德指定的。“他的委任，并非因为我德才资都高人一筹，而是因为我站在这一队人的前头，他临时看见了我。”①是否如此，且不管吧，因为我们还记得，在1938年春冀中区人民武装自卫会成立时（吕正操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是史立德任主任，他任宣传部长。从宣传部长到车子队长，虽不算升迁，也是理所当然。

    总之，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了。他的夜晚骑车技术，实在不很高明，常常摔跤，以致引起后面部属的“抗议”；而他对自己部属的评价，也确实不高，但终归还是谅解了：说实在的，这个抗联属下的自行车中队，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都是些新参加的青年学生，他们顺应潮流，从娇生惯养的家里出来，原想以后有个比较好的出路。出来不多两天，就遇到了敌人的大进攻，大扫荡，他们思家心切，方寸已乱。这是我当时对我所率领的这支部队的基本估计，并非因为他们不服从或不尊重我的领导。②随后，孙犁和另一位姓陈的同志奉命去深县南部一带工作。一天清早，他们离开了大队。战争的气氛笼罩着初冬的田野，四周寂无一人，恐怖而荒凉。他们一面骑车前进，一面注意着有没有敌情。他们都是安平县人，路过县境时谁也没有想到回家看看。天快黑时进入深县境内，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到大陈村老陈的二弟陈国栋家里吃饭住宿。孙犁见过这个在村里教武术的愣小伙子，常跟人打架斗殴，但在大节方面是不会有问题的。

    他们进入大陈村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村子很大，却遇不到一个人。在一个大梢门前面，他们刚敲了两下门，就听见几个人上了房：

    “什么人？”房上的人问，同时听到拉枪栓的声音。“我们找陈国栋。我是他的大哥。”

    房上的人嘀咕了几句，回答：“没有！”

    紧接着就是一枪——幸好是朝天打的。

    孙犁和老陈踉跄登上车子，弯腰逃去，听到房上说：“送送他们！”

    随着一阵排枪，子弹从他们头顶上方“丝丝”飞过。他们一口气骑到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