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名作家。孙犁在前些年得悉，她还是纪晓岚的后代。但在当时，孙犁却没有接受她当自己的助编，原因是：他觉得以前在山区时，就是一个人编刊物，已经习惯了，添一个人反倒麻烦，又是个女的，诸多不便，于是回复上级，辞谢了。关于柳溪，我们不妨借着作家的笔，做几句交代：我那些年，并不像现在深居简出，蛰伏一处。时常出去云游，芒鞋破钵，云踪无定……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饶阳、博野之间的田野里云游，忽见一个农村少妇，两手把一个肥胖的婴儿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来，走在跟前，我才认出是柳溪。她已经结婚生子，并且完全农民化了。①

    没有助手，什么都得自己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又要下蛋，又要孵鸡。但刊物办得相当认真：每期都有一个中心，除去大家的来稿，围绕着这一中心，他每期都自己动手，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写到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回顾：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文艺界也有一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一些人倾向于“新酒新瓶”，另一些人倾向于“旧瓶新酒”。孙犁是倾向于前者的，他在《晋察冀日报》上登了一篇短文，其中有一句话，大意为，“有过去的遗产，还有将来的遗产”。这句话曾引起两位戏剧家的气愤，主张先不要讨论，要先编一部文艺词典，弄清名词再讨论。对于他们的态度，孙犁也很不满意，嘲笑他们过了二十年还没有编出这样一部词典。孙犁解释说，他那时的意思是：艺术形式是逐渐发展的，遗产也是逐渐积累起来的②。总之，那时孙犁对于利用旧形式，是并不热情的，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当时的文字、文风，很不规则，措词也多欧化生硬”①。但这一切，都不要紧，正像他在《回忆沙可夫同志》的文章里说的：“凡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不管是什么流派，他都帮助大家学习。有些同志，一时爱上了什么，他也不以为怪，他知道这是会慢慢地充实改变的。实际也是这样。例如故去的邵子南同志，当时是以固执欧化著称的，但后来他以同样固执的劲头，爱上了中国的‘三言’。此外，当时对《草叶集》爱不释手的人，后来也许会主张‘格律’；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跳动短句的人，也许后来又喜欢了字句的修长和整齐。”②现在，证实了他写的这些话，他自己也热心梆子戏、大鼓词和通俗文学的理论了。而且，他这时所表现出来的对通俗文学的热心，还引起一些人对他的创作前途的疑虑。事实上，这又是多余的了，倒毋宁说，经过一些欧风的冲击，再经过一个时期对通俗文学和传统形式的执著的追求，他的文风锻炼得更加遒劲、圆熟了。

    《平原杂志》出了六期，他仿照鲁迅编杂志的方法，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在有一期的编后记里，还特别介绍了陕北著名说书盲艺人韩起祥说的《时事传》，指出“韩瞎子”（这是他家喻户晓的名字）的成功不只在演唱技能，更在于他能接受新事物，善于创造进取，不死守旧的一套。他提醒读者注意这一场面：一面鼓，一副檀板，就可以吸引上千上万的人，里七层，外八层，围得风雨不透①。由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孙犁那时为什么如此热心通俗文学的原因。他自己写了些什么大鼓词、梆子戏，我们虽然不知道详细的情况②，但肯定属于“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的那一类。

    孙犁作为一代著名的编辑，他的有独特风格的编辑作风也在这时开始形成。他很注意参考前人编刊物的经验，特别是鲁迅编刊物的经验。鲁迅主持编辑或有密切关系的刊物，如《语丝》、《莽原》、《奔流》、《萌芽》、《文学》、《译文》等等，他都十分留心学习，特别是留心阅读鲁迅在每期刊物后面写的“后记”：

    从鲁迅编辑的刊物中，我们可以学到：对作者的态度；对读者的关心；对文字的严肃；对艺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