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

    对待作者要亲切也要严肃。这主要表现在对待他们的稿件上。熟人的稿件和不熟人的稿件，要求尺度相当。不和投稿者拉拉扯扯，不和投稿者互通有无（非指意识形态，指生活资料）。

    ……

    改稿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认识的字，不知道的名词，就查字典，或求教他人，或问作者，这都是工作常规，并不丢人。

    作者原稿，可改可不改者，不改。可删可不删者，不删。不代作者作文章（特别是创作稿）。偶有删节，要使上下文通顺，使作者心服。

    ……

    不轻易召作者到编辑部，有事写信商量。这样不干扰日常工作，保持编辑部正常秩序。鲁迅说，他从来也不轻易召作者到编辑部来。①上述各点，是他多年实践的体会，纵不能代表他的全部编辑工作的经验和特色，也能窥一斑而见全豹吧。

    孙犁深通人情，对于投稿者的心理，是很能够体察、照顾的。他说：“敝帚自珍，无论新老作者，你对他的稿件，大砍大削，没有不心疼的，如砍削不当或伤筋动骨，他就更会难过。如果有那种人，你怎样乱改他的文章，他也无动于衷，这并不表现他的胸襟宽阔，只能证明他对创作，并不认真。”②他举出30年代文坛上的一宗旧案：《文学》主编者之一傅东华删了周文的，因删的太多而欠妥，周文找上门去，时称“盘肠大战”。他自己也有过文章被人乱改的痛苦经验，1946年7月4日给康濯的信③里说：“说实在的，溺爱自己的文章，是我的癖性，最近我在这边发表了几个杂感，因为他们胡乱给我动了几个字，非常不舒服……”但对于好的“改笔”，他一向是心悦诚服、乐于接受的。

    除了编刊物，他还在河间第八中学教了一个班的国文。他这样做，除了有意模仿“五四”以来某些城市作家的职业习惯外，“还有调剂生活的意味，跑跑路，接近冀中的新一代男女少年，比只是编辑室好。”①说到生活，他在当时的生活还是很苦的。抗战虽然胜利了，也并没有脱离“游击”生活（何况，另一场战争已经接踵而至），“那时最苦的是文化团体。有的人，在经常活动的地区，找个富裕的农家，认个干娘，生活上就会有些接济。如果再有一个干妹妹，精神上还会有些寄托。我是一个在生活上没有办法的人，一直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中。”②在河间的这一年冬天，有一天他的叔父来了。他正在下乡，叔父看见他蹲在炕沿下烧秫秸取暖，弓腰弯背，活像一个叫化子，就含着眼泪走了。

    在河间的这一年，他还失去了父亲。那是他刚刚到河间不久，就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匆匆赶回家去，侍奉不及一旬，父亲就故去了。这个老人，自幼学徒，熬至一个县城杂货店的经理，直到老年，才回到东辽城自己的家中。一生所得，除买了五十亩地，还在村北盖了一所新房，另有牲口棚、草棚、磨棚，一家农民过日子的产业，总算都有了。父亲在世时，母亲说孙犁是个“大松心”；父亲去世后，孙犁忽然感到家庭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身上。

    父亲很爱他，他也很爱父亲。延安归来后，父亲一时高兴，说了句待对的话：“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孙犁当时没有对。现在，没等油菜结籽，父亲已经去世，他想对时，已经太晚了。

    父亲起病并不凶险，只是耩地耧播，出汗受风。无奈日伪占领时期，损耗了身体，经不起折腾了。

    孙犁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并且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一个石匠那里看了石料，请一位老战友写了一篇碑文，其中有“弦歌不断，卒以成名”等句。后来因为土改，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来河间，原是朋友的一番雅意，在他，则并非初衷，是“羁留”。但是，正像一粒成熟饱满的种子，落在哪里，它就在哪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