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早期的政治活动家、文化局长、市委书记等等：“这些人来住疗养院，多数并没有什么大病，有的却多少带有一点政治上的不如意。反右斗争已经进入高潮，有些新来的人，还带着这方面的苦恼。”①某市文化局长，和孙犁见过一面，孙犁到该市游览时，曾为介绍住宿。原是精明能干的人，现在精神沉郁，烦躁不安，竟不认识孙犁了。新婚妻子是个年轻、漂亮的东北人，每天穿着耀眼的红毛衣，陪他并肩坐在海边上，从背后望去，该是多么幸福、愉快的一对。但他终日不说一句话，谁去看他，他就瞪着眼睛问：“你说，我是右派吗？”

    没有人能回答这问题。只有一位质朴、诚实的大夫，有一天和气而肯定地说：“你不是右派，你是左派。”

    病人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这一保证没有治好他的病。右派问题越来越重，他的病也日益严重。不久，在海边上再也看不到那一对引人注目的背影了。

    和孙犁比邻而居的哲学教授，带来一台大型留声机，每天在病房里放贝多芬唱片。他热情地把全楼的病友都叫来听，只是有一件：谁也不能摸那留声机。留声机的盖子上，贴有一张注意事项，每句话的后面，都挂着一个大惊叹号。这位教授写起文章来，也是很爱用惊叹号的。

    孙犁对西洋音乐，向不留意，每天应邀听贝多芬，颇以为苦。不久，教授回北京，他才松了这口气。

    比起听西洋音乐，他倒愿意选择黄鹂的鸣啭。他觉得这是一种之音，对病中的他，尤感亲切。在他楼下的那片杨树林里，他发现了两只黄鹂。每天清早，当听到它们的第一声啼叫，他就轻轻拉开窗帘，从楼上观赏它们互相追逐、逗闹的姿态。随着两团金黄色的羽毛的不停抖动，那一声声鸣啭，串铃似地撕破了宁静的空气，报告着大地的苏醒。

    他很愿意这两只小生命和他永远作伴。但有天早晨，他到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位病友正在举着猎枪向树上瞄准，他赶紧问：

    “打什么鸟儿？”

    “打黄鹂！”那位病友兴致勃勃地说，“你看看我的枪法。”他几乎扭头闭眼。这时候，他不想欣赏那位病友的枪法，但愿他打不准。他正瞄着，两个乖巧的小精灵飞走了。乘此机会，他向那位病友进言：“不要射击黄鹂，我很喜欢这种鸟儿。”

    对方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没有丝毫不平之气：“养病么，喜欢什么就多看看，多听听。”

    他非常感谢这位病友的高尚情谊。这位病友患的也是神经衰弱，他以为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他玩猎枪，也是为了养病，能在兴头上照顾旁人，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①由此，他想起了另一件事：有一次，在海岸的长堤上，一个穿皮大衣戴皮帽的中年人，只是为了取悦身边的女友，就开枪射死了一只在天空回翔的海鸥。海鸥像一块黑色毡布似地摔落在海面上，被怒涛拍击漂卷。猎物无法取得，女人请在海面上操作的海带培养工人帮忙，工人们愤怒地掉转船头而去。这件事，给孙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可惜的是，那两只黄鹂没有再来。从此，清早起来，楼下白杨萧萧，楼上形只影单，寂寞相对，怅然了很长时间。直到夏天到来，他忙着到浴场游泳，才把这事渐渐淡忘。

    在青岛住着，因为不能读书作文，不会弹琴跳舞，又不喜欢下棋打扑克，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捡石子了。时间一长，收藏遂富，居然被病友目为专家，就连他低头走路，也被看做是从事搜罗工作养成的习惯——当然，这是近于开玩笑了。

    然而，人在寂寞无聊之时，爱上或是迷上了什么，那种劲头，也是难以常情理喻的。不但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在海边溅沙踏水地徘徊寻找，有时刮风下雨，不到海边转转，也好像会有什么损失，就像逛惯了古书店古董铺的人，一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