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斗争会缺乏说服力。只有在实际工作中，真正把全身心投到里面，不单是急和闯，而是真正用心思，多考虑，多调查，对每一个细节和现象都不放松，而又对每一个情况都用政策来衡量过的实际工作者，才能写出切实的作品来吧。

    希望郑固藩同志在这方面留意……①在《天津日报》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他一直默默工作了三、四十年，除了自己写作，还奖掖、扶植了一大批青年作者，其中并有不少人确实从这个地方性的报纸走向全国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他流下的辛勤的汗水，他本人的创作作风，对于造成或带动一支文学新军，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尽管有没有形成一个“荷花淀派”，迄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他的追随者的队伍，却一直有增无已。

    他自己从来不承认是什么流派的“首领”；但我们可以过他是一个园丁，他用自己几十年的卓有成效的劳动，谱写了一曲园丁之歌。

    “进城以后不久，我就是《天津日报》的一名编委，三十二年来，中间经过六任总编，我可以说是六朝元老……”他说。

    “编委”是个什么职位？算不算官？在一次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生了疑问。他被叫去登记，工作人员问他的职务，他如实申报。她写上后，问：“什么叫编委？”

    他答：

    “就是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她又问：

    “做哪些具体工作？”

    他想了想说：

    “审稿。”

    她填在另一个栏里，但终于有些不安，拿出一个小册子对孙犁说：

    “我们的工作手册上，没有编委这个词儿。新闻工作人员的职称里，只有编辑。”

    “那你就填作编辑吧。”孙犁回答。

    她高兴了，用橡皮擦去了原来的名称。

    其实，孙犁很满意“编辑”这个名称。“在我一生从事的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里，编辑这一生涯，确实持续的也最长，那么就心安理得地接受承认吧。”①

    乔迁

    1949年1月进入天潮以后，在原来《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队伍里，不少同志都携有眷属。很快就到了这一年的春节。不消说，在这个刚解放的大都市里过的头一个春节，固然体验到了胜利的喜悦和兴奋，但是，也感到了离家的寂寞。所以，刚过春节，他就想回家看看。

    像进城的时候一样，他又骑上了那辆在乡间土路上已经颠簸了很久的破车，只是还没走出南市，就退回来了：一是街上人多，他没有练就在城市骑车的技术，一时出不了城。二是他弄不清方向——天津街道是斜的，初来的乡下人很容易迷失方向，何况他过去就有过弄错方位的教训呢——总之，为怕走错路，只得又退回来。

    他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河间的票，次日清晨上车，天黑才到。河间位于安平东北，是他工作过的熟地方，当晚住在新华书店，并雇定一辆大车。不料次日车夫变卦，不愿去了，他只好向西步行到肃宁，住在一个熟识的纸厂里，第二天坐纸厂去安国的大车继续西行，半路下车，向南走回老家——路途虽然略有曲折，可是走出天津，到了冀中，便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并借此重温一下旧游之地（虽然离开的时间不长），也是乐事。

    这次回家，虽然不似上次延安归来那样因多年战火磨难而有隔世之感；到底是战火初熄，大局方定，因之这次春节后的团聚，也颇使人眷恋。而且，前面说过，自父亲过世，照顾一家老小的责任，便落在他的肩上，无形中也加重了心理上的负担。

    他乐于承受这种负担。现在，他已三十六岁，无论从做儿子、做丈夫或做父亲来说，他都有许多事要做，哪怕是能够为他（她）们做一件事，他都会感到欣慰和愉快，甚至可